梁小民
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大清帝国最高实际者慈禧太后带领名义者光绪和部分大臣及宫中各色人等仓皇向西逃跑。经历两天和颠簸之后于阴历八月初十入住祁县通票号院落。
慈禧和光绪为什么不由山西巡抚安排住在大院而进了一家私院？乔家的通为什么能有接待这样尊贵客人的殊荣？耗资巨大的接待又给乔家带来了什么？
原来这一切都是由跟随慈禧太后而行的内阁学士、内务府总管桂春安排的。在决定这次行程之后，桂春就写了一封信给通票号的大掌柜高钰，告诉他“銮舆定于初八日启程，至祁县，特此奉闻，拟到时趋叩不尽。”桂春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原来高钰早就是桂春的密友。高钰一直希望有机会能与帝国者慈禧太后接上关系，桂春就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满足了高钰的夙愿。高钰得到消息把通总号大院大加装饰一番，作为慈禧一行的行官。在这里，慈禧一行受到最高规格的接待。乔家为慈禧一行准备了他们在宫中闻所未闻的山西特色宴席，使慈禧一行在两天的挨饿之后大快朵颐，完全放松休息，临行前又借给囊中羞涩的慈禧30万两白银。慈禧太后对这次西行中乔家的接待甚为满意，念念不忘。
交结慈禧当然有回报，慈禧回京后，不仅同意票号可以汇总官饷，而且把《辛丑条约》中的给赔款本息近10亿两银子交由票号汇兑。各省把每年应交的赔款交给当地票号的分号，由票号汇给汇丰银行，再由汇丰银行转给。当各省财政困难时则由票号汇款给各省。这样票号就在一头牛身上剥下了两张“皮”，一张是汇费，另一张是利息。因此，1900-1910年是票号的极盛时期。当清决定办户部银行（后改名为大清银行，后改为中国银行，即今日中国银行之源头）时，慈禧还把这件大事交给山西票号。可惜山西人失去了这个机会。
接待慈禧是晋商最成功的一次官商结合。实际上，晋商能成为天下第一商帮，不仅在于自己的制度创新和诚信的企业文化，还在于官商结合。在当时中央的制度下，经营一个小企业，官商结合并不重要，但如果企业要做大做强，就必须官商结合。官商结合是经商、做企业成功的唯一道，正如自古华山一条一样。为什么？
一部晋商成功史，就是一部官商结合史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秦王朝，直至1911年清，一直是中央社会，而明清时代则是这一体制的全盛时期。这种制度的基本特点是儒表法里，即讲而行。法家的法制并不是现代的。现代是、的，但法家的法制是剥削人民的工具。而且，这种法完全是由者制定并实施的。的一句活就是至高无上的法律，不用经过什么程序。因此，现代国家是制度的，而中央下的法制是的。这就使的无限扩大，包括商人的根本得不到。如果把官商结合作为一个市场，那么，供给者就是、官员，需求者则是商人。
商人是逐利的，他们之所以需要，一是为了自己。在中央社会中，尽管有私有财产，但并没有私人产权的法律。可以随时以各种借口私人财产甚至生命。还是私人财产的，说的远一点是在手中，说的近一点是在各级官员手里，完全取决于这些人的意愿。官商结合起码可以获得对自己已有财产和生命的。这就是古代把地方官称为父母官的深层次含义——父母可以给你一切，也可以你的一切。所以，官商结合的最低层次是为了自己。商人赚钱多了，就要用不同的形式把自己的一部分钱献给官员，以获得，这就相当于交给的费；二是为了发展自己。在中央制度之下，一切资源归，归。这就是“率土之滨，非土莫王”的含义。而且，经商的也是“赐”给你的，并不是你的天生，给你多少资源，多少经商的，完全取决于和官员。同时，这种社会中，也是极为重要的商品和劳务的需要者，是个大市场。所以，官商结合的更高层次就是求发展，把企业做大、做强、赚更多的钱。这种赚更多钱的资源、和市场也要用钱去换。资源、、市场机会都在手中，这就要官商结合，向官员去买。在任何社会中，资源、、市场都要付费，但相比较而言，官商结合，向官员买，而不是市场竞争，是成本最低的，商人何乐而不为？
公共选择理论证明了，中央下的官员也是利己的，一切行为的最终目标都是为了实现自己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所谓“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除了刚入时的理想主义乌托邦，或者是极个别教育出的官员，如海瑞之流。绝大多数官员把这句话作为托词，既骗别人，也骗自己，作为一切的挡箭牌，也作为对自己的一种安慰。正如放火打着“替天行道”的招牌，完事之后，又去求得心理安慰一样。为民，多少坏事以汝之名？为了实现这种利己的目的，中央下的官员首先要想把自己的为。于是，他们把自己掌握的资源、、市场拿出去卖。这是一种无本生意，所以才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之说。在中央下，官员的是绝对的，绝对而不受约束的就必然产生绝对的。
商人有需求，官员有供给，这就有了官商结合的市场。晋商从小到大正是沿着这一条走过来的。一部晋商成功史就是一部官商结合史。
亦官亦商的家族联盟
山西人早就经商。据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在《历史和盐》中的考证，中国的商业起源于盐。山西南部运城的盐池生产自然结晶的盐，从而出现了最早的商业，山西人是中国最早的商人。但山西商人形成被称为晋商的商帮是在明初。
那时，为了北部“九边”（九个军分区），采用让商人把粮草等军需品运到北部九边换取允许从事盐业贸易的“盐引”的“开中制”。山西商人利用这一时机形成晋商。在明代中期“开中制”转变为在内地以银子买盐引的“折色制”之前，晋商以盐业为主。给予“盐引”的在，因此，这种盐业贸易就必然借助于官商结合。
这种官商结合最典型、最成功的案例就是蒲州（今运城市下属的永济市）的张、王两家。
张家第一代成功的商人是张允龄，他是白手起家成功的。他的儿子张四维在嘉靖二十年（1541年）中进士后先后任编修、翰林学士、吏部侍郎。万历三年（1575年）由张居正举荐，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进入内阁。万历十五年（1582年）张居正去世后，出任内阁首辅。其弟张四教是当时有名的大盐商。
王家第一代成功的商人是王瑶、王现兄弟。王瑶的三子王崇古在嘉靖二十年（1541年）中进士，历任刑部主事、陕西按察、河南布政史、右副都御史、兵部右侍郎、宣大总督。其兄王崇义也是当时有名的大盐商。这两家还是姻亲。王崇古是张四维、张四教兄弟的舅舅。这两家的姻亲都是名震一时的富商达贵。张四维的三个弟媳分别出自当时的巨商王氏、李氏和范氏，张四维的女儿嫁给内阁大臣马自强之子马淳，马自强之弟马是著名的陕商。王崇古的大姐嫁给侨居蒲州的盐商沈廷珍之子沈江。这两家组成一个亦官亦商的家族联盟，垄断了盐业贸易。隆庆五年（1571年）河东巡盐御史郜永春上奏“河东盐法之坏由势要”，要求“治罪崇古，而罢四维。”当然这种奏折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明代中期，盐业从开中制转向折色制。盐商分为仍然靠运粮换盐引的“边商”和在内地用银子换盐引的“内商”。边商“衰落”，“内商”兴起，这就是徽商形成的机会。但晋商并没有衰亡，因为他们及时地由盐业转向与北部少数民族的多元化贸易，使这种转型成为现实的则是官。当时北部边疆蒙古人一直是明朝的巨大。但隆庆四年（1570年），明蒙关系出现了转机，蒙古人上层集团内的矛盾使蒙古俺答之孙把那汉吉弃蒙投明，当时朝中两派主张相反，一派主张利用这一时机剿灭蒙古人，另一派主张“封俺答、定朝员、通互市”。这一派的代表人物就是张四维与王崇古，他们这种主张的确比战争更有利于国家与人民，但也不可否认其背后商业家族的巨大利益。这种主张的取胜使晋商又有了新的机遇。
清代晋商：“特批”专营
清初成功的晋商仍然是从明代而来的。在明代中期放开对少数民族的贸易之后，许多山西商人与女真人（满人）贸易，并建立了友好关系。清朝建立后，把八家晋商封为“皇商”。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三十五年（1696年）和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康熙亲自率军平定叛乱的噶尔丹的准噶尔军队，当时由运粮至前线，每石粮需120两银子。八大皇商之一的范永丰之孙范主动提出以每石粮40两银子的价格为军队运粮，以后又降至25两、19两。十年间运粮百万余石，节约军费600余万两。范 不仅被封为太仆寺卿衔（正二品），而且获得了更多商业机会。在盐业中获得河东和长芦两大盐场的运销经营权，供应1000多万人的食用盐，其间利益之大不可想象。范家还进入了当时获利最大的对日贸易，当时国内缺铜，对日贸易就是出口丝绸、茶叶、瓷器等到日本，然后从日本进口铜，其利润之高“大抵内地价一，至倭可易五，及回货，则又以一得十”，这种贸易当然属于才能批的。范家从事这一行业最多时占到对日贸易的三分之一。从事这种贸易用船运输，因此称为“船帮”。范家还利用，从事其他贸易，开矿等，富可敌国。
晋商在清代号称有三大帮。除了对日贸易的“船帮”之外还有“驼帮”与“票帮”，驼帮就是把国内福建、湖北、湖南等地的茶叶用骆驼运至蒙古、俄罗斯等地。从中出发到蒙古、俄罗斯的运茶线被称为“陆上茶叶之”。出口茶叶要经过批准，领到“龙票”（出口许可证），而“龙票”的发放权在、在官员手中，这就需要官商结合。“票帮”，即从事票号业务，则更离不了，离不了官员。
道光三年（1823年），第一家票号“日升昌”成立，这标志着票帮的开始。以后又陆续有多家票号出现，在清代的51家票号中，晋商有43家，其中22家总部在平遥。这就是平遥被称为“中国华尔街”的原因。票号被称为现代银行的“祖父”，是中国金融史上重要的一章。票号主要从事汇兑、存贷款以及发行银票、代办捐项（为捐纳者服务）、平色余利（以各地不同成色的银锭兑换标准银锭）。其中汇兑和存款货为主营业务。起初这些业务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商人和企业，但想做大就必须进入官饷汇兑。清代的祖制是用银鞘解运，即把一段树木劈为两半，挖出坑放上银元宝，然后加封由军队押运。朝中许多大臣遵守祖制，反对把官饷交由票号汇兑，票号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得到官员的支持，这正是他们寻求官商结合的主要动机。
公关高手大掌柜
官商结合当然最好是一家中既有人当官，又有人经商，如明代张、王两家的模式。但清代晋商中这样的家庭已经极少了，所以这时的官商结合还要走行贿之，不过官员既不是个个像《大清相国》中的陈亭敬那样家中经商存钱不用受贿，又不是像康熙时的廉政模范于成龙一样甘于贫穷，拒腐蚀永不沾。绝大多数官员，即使如张之洞那样号称者也会以不同形式受贿。而晋商票号中的许多职业经理人（大掌柜）也都是行贿高手，因此他们在就有了广泛的关系网。高钰除了桂春之外，还有许多密友，晋商中也不是只有一个高钰，还有许多公关高手。
高钰在可以说如鱼得水，人脉关系极其广而深，与高钰交往更深的是曾任山西巡抚的赵尔丰。赵尔丰出任四川巡抚，高钰也去了成都，赵尔丰出任将军，高钰也跟到，赵尔丰回到京城，高钰也回来了。与高钰相交甚深的官员还有曾任山西巡抚的岑春煊、丁宝铨、九门提督马玉锟等。
不仅是高钰为通造就了人际关系网，其他票号也同样。乔家的另一家票号恒掌柜闫维藩与湖广总督端方关系甚密，端方曾在恒东家乔致庸家住过一段。合盛元票号的汉口掌柜是湖广总督的干儿子。总督府的差役不敢称其名，只称“三少”。蔚泰厚票号与江苏地方官王锡九等人“交结甚厚”，蔚丰厚与甘军将军董福祥关系颇深，蔚丰厚曾在迪化（今乌鲁木齐）开设分号，专门为其服务，汇兑和收存董福祥部的军饷。蔚盛长交结庆亲王。百川通与张之洞甚好，张之洞离开山西后想任两广总督，由百川通借给10万两银子活动。张之洞任两广总督后，百川通广州分号掌柜邢象宾是张府常客。协同庆亦与张之洞甚好。三晋派交结岑春煊，日升昌交结历任粤海关监督、庆亲王、伦贝子、振贝子和赵舒翘等达官贵人。票号与这些人的关系有多深呢？袁世凯未成大官时想拜见李鸿章，苦于无门，是通过三晋派票号的关系，在票号账房中拜见李鸿章的。时研究晋商的学者陈其田在其1937年出版的《山西票庄考略》中指出，“票庄（即票号）与的私下，更多趣闻。”“在京的几个大票庄，拉拢王公大臣，在外省不啻为督抚的司库”。
投资于官员，当然会有高额的回报，这就是借权发财。最大的回报就是进入的官饷汇兑。太平起义爆发后，银鞘运官饷受到极大干扰，各省要求交由票号汇兑，但保守派以祖制为由反对。当时与票号有深交的封疆大吏张之洞、端方、岑春煊等不顾朝廷，仍由票号汇兑官饷，直至慈禧西行之后，这一终于彻底解除。这对票号有多大影响呢？汇兑的官饷在同治六年（1867年）为455万两，同治十一年（1872年）为301万两，光绪三年（1877年）为292万两，光绪十七年（1891年）为533万两，而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就达到2256万两，甚至在清亡的宣统三年（1911年）还有533万两。汇费有多少，恐怕不难算出。何况，除了汇兑之外，地方困难时亦向票号贷款，尽管没有完整的统计资料，但肯定不是小数，其利息之丰厚自不必说。许多与票号关系密切的地方官员还给予晋商经营多方面的关照，使晋商及其票号在各地如鱼得水。
兴也官，衰也官
但是靠的成功的商人也会失去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或由于风云突变遭受打击，这就是“兴也官，衰也官”。当商人靠官发财，富可敌国，到者的时，商人的也就来了。船帮的范家靠官发财，家财在千万两银子以上，又在家乡介休修建了号称“小金銮殿”的豪宅，这就引起乾隆的。乾隆四十八年（1784年），范家终于被抄家，一代富豪烟消云散。何况清末覆亡的可不仅仅是一个范家了，而是整个晋商。
晋商是在1911年清之后衰亡的，直接原因之一是清朝各级借了晋商700多万两银子，清后，这些钱就成了无法收回的烂账。更重要的是由于保守封闭和依靠成功的模式使其没法实现成功的转型。
传统社会中的商人要成为现代社会的企业家，必须实现两个转型。一是从商业转向现代产业（制造业）；二是由票号转向现代银行。晋商本来有转型的机会，但没有抓住。19世纪70年代人李希霍芬在山西发现了极为丰富的煤矿资源，按当时水平估算贮量够全世界用1300年。这个发现震动了世界。意大利人罗莎蒂在英国组建以夺得山西煤矿开采权为目标的福公司，并获得成功。后来山西人民掀起运动，而且成功地收回矿权，由山西商人组成保晋公司进行开发。该公司由晋商渠本翘任总经理，计划用股份制筹资800万两白银，用现代工业生产方法开采煤矿。但依靠官员可以赚大钱的晋商对这项工程毫无兴趣，最后只集资193万两，不到原计划的四分之一，加之没有管理现代企业的经验和其他困难，终于在维持一段后在1937年破产了。这里固然有许多原因，但长期官商结合赚钱，失去自身竞争力是重要原因之一。
从票号转向现代银行也有机会，当慈禧决定让晋商组建户部银行时，晋商根本不知道中央银行为何物，了。第二次是袁世凯请山西人为其办银行，但山西人对袁世凯人品印象极差，也了。第三次是蔚丰厚票号分号掌柜李宏龄用股份制的方法把票号改组为现代商业银行，名为“三晋银行”。他的主张得到许多分号掌柜的支持，但大东家、大掌柜满足于官商结合赚大钱，反应消极，甚至反对，最后也没成功，失去这些转型机会之后，晋商只有死一条了。这是辉煌晋商的悲剧结束，也是山西由富变穷的关键一步。
中央之下，官商结合是商人成功的唯一道，也是商人失败的必由之，这种制度了中国从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也压抑了市场经济的成长和民富国强。天不变，道亦不变，中央的制度不变，商人和企业家，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就不变，在这种制度下，商人和企业家的故事就没什么花样翻新，在相同的制度下，历史没有新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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