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历史名人（上

　　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文化灿烂，人才辈出。通过此任务，能够更全面的认识中国的历史。学习和借鉴前辈们的品质，提升的。

　　刘禹锡1)刘禹锡（772~842）字梦得，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唐代中期诗人、哲学家。上主张革新，是王叔文派革新活动的中心人物之一。后被贬为郎州司马、连州刺史，晚年任太子宾客。他的一些诗歌反映了作者进步的思想，其学习民歌写成的《竹枝词》等诗具有新鲜活泼，健康开朗的显著特色，情调上独具一格。语言简朴生动，情致缠绵，其代表作有《乌衣巷》、《秋词》、《竹枝》(六)、《浪淘沙》（一）、《浪淘沙》（八）、《杨柳枝》（一）、《西塞山怀古》、《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等，其中《竹枝》（六）中“道是无晴（情）却有晴（情）”句为著名的双关语，足见诗人之匠心独具。其诗结有《刘宾客集》。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晚年自号庐山人，彭城(今江苏徐州)人，他自己称是汉中山靖王。各地刘氏谱的记载也不同，福建有说是刘邦弟弟楚王刘交的，安徽有说是刘邦长子齐王刘肥的。也有记载是匈奴族。具体是什么身世，我们目前还没有得到考证。唐代中晚期诗人、哲学家。他的家庭是一个世代以儒学相传的书香门第。上主张革新，是王叔文派革新活动的中心人物之一。刘禹锡(772～842)，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梦得。洛阳（今属河南）人，祖籍中山（今定县）。他是匈奴族，七世祖刘亮随魏孝文帝迁洛阳，始改汉姓。父刘绪因避安史之乱，举族东迁，寓居嘉兴（今属浙江）。刘禹锡出生在嘉兴，19岁左右游学长安。贞元九年与柳元同榜登进士第,接着又登宏词科。贞元十一年登吏部取士科,授太子校书，开始踏上。贞元十六年入杜佑幕掌，参与徐州乱军。十八年调任渭南县主簿。次年任监察御史。贞元二十一年（当年八月改元永贞）一月，德死，顺即位，任用王叔文等人推行一系列弊政的措施。刘禹锡当时任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与王叔文、王□、柳元同为革新的核心人物,称为“二王刘柳”。革新只进行了半年,就遭到宦官、藩镇的强烈反对。顺退位，宪即位。九月,革新失败,王叔文被赐死。刘禹锡初贬为连州（今广东连县）刺史，行至江陵，再贬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同时贬为远州司马的共八人，史称“八司马”。

　　元和九年十二月，刘禹锡与柳元等人一起奉召回京。次年三月,刘禹锡写了《元和十一（一字衍）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诗，得罪执政，被外放为连州刺史。后来又担任过夔州刺史、和州刺史。宝历二年冬，从和州奉召回洛阳。二十二年的贬谪生涯至此结束。大和元年,刘禹锡任东都尚书省主客郎中。次年回朝任主客郎中。他一到长安，就写了《再游玄都观绝句》，表现了屡遭打击而始终不屈的意志。以后历官苏州、汝州、同州刺史。从开成元年(836)开始，改任太子宾客、秘书监分司东都的闲职。会昌元年(841),加检校礼部尚书衔。世称刘宾客、刘尚书。诗歌创作刘禹锡生前与白居易齐名,世称“刘白”。白居易则称他为“诗豪”,推崇备至。他的诗歌,传诵之作极多。刘禹锡在元和十三年曾自编其著述为“四十通”，又删取四分之一为“集略”。这是最早的刘禹锡集和选本，今都不传。《书·艺文志》载《刘禹锡集》40卷。宋初亡佚10卷。宋敏求搜集遗佚，辑为《外集》10卷，但仍有遗漏。现存刘禹锡集古本主要有三种：①清代避暑山庄旧藏宋绍兴八年(1138)董□刻本,题为《刘宾客文集》,属小字本，今有徐鸿宝影印本。又淳熙十三年(1186)陆游据董本重刻，称“浙本”。明清以来通行的刻本，基本上属于这个系统。②日本平安福井氏崇兰馆所藏宋刻本，题为《刘梦得文集》,属蜀大字本,今有董康影印本、商务印书馆缩印本。③图书馆所藏宋刻残本《刘梦得文集》一至四卷，建安坊刻本。明、清两代的毛晋、惠栋、何焯、冯浩、黄丕烈等人曾对刘禹锡集作过初步的校勘工作,但多数是抄本,流传不广。现通行刘禹锡集版本：《四部丛刊》本《刘梦得文集》，《四部备要》本《刘宾客文集》，《丛书集成》本《刘宾客文集》。此外，尚有校点本《刘禹锡集》。刘禹锡的生平事迹，见于新.旧《唐书》本传，唐韦绚编《刘宾客嘉话录》（一称《刘公嘉话录》），记录了刘禹锡晚年有关创作、学问等方面的谈话，颇具资料价值。今人卞孝萱著有《刘禹锡年谱》，对刘禹锡的生平和各种史料多有考订。

　　后来永贞革新失败被贬为朗州司马。他没有自甘沉沦，而是以积极乐观的进行创作，积极向民歌学习，创作了《采菱行》等仿民歌体诗歌。一度奉诏还京后，刘禹锡又因诗句“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新贵被贬为连州刺史。后被任命为江州刺史，在那里创作了大量的《竹枝词》。名句很多，广为传诵。824年夏，他写了著名的《西塞山怀古》：“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这首诗为后世的文学评论家所激赏，认为是含蕴无穷的唐诗杰作。

　　后来，几经多次调动，刘禹锡被派往苏州担任刺史。当时苏州发生，饥鸿遍野。他上任以后开仓赈饥，免赋减役，很快使人民从灾害中走出，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苏州人民爱戴他，感激他，就把曾在苏州担任过刺史的韦应物、白居易和他合称为“三杰”，建立了三贤堂。唐文也对他的政绩予以褒，赐给他紫金鱼袋。刘禹锡晚年回到洛阳，任太子宾客加检校礼部尚书，与朋友交游赋诗，生活闲适。死后被追赠为户部尚书。

　　其诗现存800余首。其学习民歌，反映生活和风土人情的诗，题材广阔，风格上汲取巴蜀民歌含蓄宛转、朴素优美的特色，清新自然，健康活泼，充满生活情趣。其诗往往以寓言托物手法，永贞革新的，涉及较广的社会现象。晚年所作，风格渐趋含蓄，而不露痕迹。词作亦存四十余首，具有民歌特色，刘禹锡在洛阳时，与白居易共创《忆江南》词牌。

　　汉光武帝刘秀（公元前6～57）字文叔，蔡阳人，汉景帝。新朝王莽末年，起兵反对王莽，昆阳之战，光武挽狂澜于既倒。王寻等百万之众，一时。王莽的丧钟，由此而敲响。光武以偏师徇，平王郎，降铜马，奠定中兴之基。统一天下，定都洛阳，重新恢复汉室，为汉朝中兴之主。措施皆以清静俭约为原则，兴建太学，提倡儒术，节义，为一贤明的君王。在位三十三年，谥号光武，庙号世祖。

　　东汉光武帝刘秀，东汉王朝的开国，字文叔，蔡阳人，生于西汉哀帝建平元年(前6年)。汉高祖刘邦九世孙。父刘钦，母樊氏。刘秀排行第三，所以字叫文叔。刘秀28岁起兵加入绿林起义军，30岁称，在位33年，卒于建武中元二年(57年)，终年63岁，葬于原陵（今河南省孟津县西长道社）。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很有作为的一个帝王。

　　刘秀是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汉景帝的支系。他的先世原居于春陵（春陵为乡名，地在今湖南省宁远县北）。后迁居南阳郡蔡阳县白水乡（地在今湖北省枣阳县南）。不过，刘秀的出生地却是济阳（今河南兰考东北）。当时他的父亲刘钦正担任济阳县令。刘钦后来又担任南顿（今河南省项城西南）县令，刘秀随父生活在南顿。刘秀九岁时，刘钦去世了，这样刘秀就返回家乡，由叔父刘良抚养长大。

　　年轻时的刘秀一表人才。他喜欢务农，处事谨慎，讲信用，性情温和。有一次他在新野（今属河南省），听说那里阴氏家中有个名叫丽华的女子长得漂亮，心中爱悦；到长安时见到执金吾（负责京师警卫的官员）出行的威严，就大为感慨地说：“仕官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志愿不过如此。这使刘秀和他的大哥刘演（字伯升）显得很不相同。刘演性情刚毅，不事家业，刘氏皇族的意识特强，对新莽极端不满，破产散财，交结雄俊人物，颇有取天下的野心。当年汉高祖刘邦喜好结交，不事家产，刘邦的二哥刘喜专心治理家业。刘演就自比刘邦，以刘喜比刘秀，笑他胸无大志。但最后当了的是刘秀，却不是刘演。

　　刘秀作为明君，从不、豪华奢侈。他不喜饮酒，不喜听音乐，手不持珠玉。他曾令太官（掌管膳食的）不要接受郡、国奉献的珍馐美味。远方异国进贡的名马宝剑，刘秀总是赐给骑士。汉朝自武帝以后，后宫掖庭人数达到3000之多，除皇后以外，有爵秩品级的就分婕妤、容华、充衣等14个等级。刘秀即位后，只有皇后、贵人有爵秩，贵人的待遇只有谷数十斛，此外有美人、宫人、采女三等，均无爵秩和的待遇。刘秀时要预建陵墓，名日寿陵，特意地面不要太大，不要起高坟，低洼处只要做到不积水就可以了，而且将来要像汉文帝那样，不随葬金宝珠玉。

　　刘秀常常显示出一种恢廓大度、平易谦和的气貌。焚烧王郎文书以安、宽宥朱鲔以降洛阳、表示诚收以服铜马，都是常被称道的事例。建武四年，割据陇右的隗嚣正徘徊于公孙述和刘秀之间，到底归服哪方，犹豫未决，就派他的将军马援先后去成都和洛阳观察形势。马援自幼就被人们认为有大才，在西州很有名气，很受隗嚣，他被刘秀他时的气度深深打动了。刘秀马援这样一个关系重大的使者，没有升堂坐殿，只是便服，连帽子都没有带，独自一人坐在洛阳宫宣德殿的廊庑下面，让一个宦官引导着马援去见他。他微笑着，开头就说：“贵客徘徊在两个之间，经多见广，今天见到贵客，深感惭愧”这一平易谦和的姿态，使马援感到了一种明君的魅力，他叩头说：“当今的局势，不仅是君主在选择臣下，臣下也在选择君”接着就说起公孙述他时森严的情况，并说：“我现在从远方来，陛下我连卫士都没有，就不提防我是敌国刺客吗？”刘秀又笑着说：“你不会是刺客，只是个说客罢了。”这次会见，使马援觉得刘秀的恢廓大度与汉高祖刘邦十分相似，是真正的帝王之才。后来马援劝隗嚣归服刘秀，隗嚣不听，他就自己归服了。

　　刘秀对于臣下的阿谀奉承，常能持一种的、有时是厌恶的态度，而表扬一些刚正不阿的。有一次，刘秀外出打猎深夜方归，要从洛阳城的东北门进城，掌管这个门的郅恽拒不开门。刘秀让人点起火把，并派人告诉说回来了。郅恽说：“火光闪烁，又远远的，看不清楚。”仍是不开。刘秀没法，只好转到东城门进了城。第二天，郅恽刘秀，说他游猎山林，深夜方归，将带领出一种不良风气，危害国家。刘秀赏了郅恽100匹布，把掌管东门的人贬为登封县尉。

　　但是，刘秀毕竟是，不能有伤的事。大司徒韩歆为人直率，说起话来无所隐讳，建武十五年，刘秀找出已被他打垮了的隗嚣、公孙述之问的来往书信，在朝会的时候读给群臣听。心直口快的韩歆觉得这些书信写得很有才华，就说：“之君皆有才，桀、纣亦有才。”在刘秀听来，这话有他不如隗嚣、公孙述有才华的意味，于是大为恼怒。恰巧在这次朝会上，韩歆又列举大量事明要发生和，言辞激烈，说起话来指天划地。感到自尊心受到了的刘秀，当即就罢了韩歆的官，要他回家当老百姓去。韩歆回家后，刘秀仍是怒气未消，又专门派人带着他的诏书去他。大司徒为三公之一，相当于宰相，是朝廷最职，罢官之后特诏，这意味着要治。司隶校尉鲍永，一向是个以直言敢谏出名的，认为韩歆是说真话，为此罢官，已经不公，不要再治罪。结果鲍永被贬为东海国相，韩歆及其子韩婴。韩歆曾随刘秀征战，有军功，这件事引起朝臣的普遍不满，刘秀只好仍按大司徒的规格给他举行了葬礼。

　　吴承恩（1510——1582）明代小说家。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怀安山阳（江苏淮安）人。他生于一个有学官为商人的家族，家境清贫。吴承恩自幼聪明过人，《淮安府志》载他“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但他科考不利，至中年才补上“岁贡生”，后流寓南京，长期靠卖文补贴家用。晚年因家贫出任长兴县丞，由于的，不久愤而辞官，贫老以终。

　　吴承恩自幼喜欢读野言稗史，熟悉古代和民间传说。科场的失意，生活的困顿，使他加深了对封建科举制度、社会现实的认识，促使他运用志怪小说的形式来表达内心的不满和愤懑。他自言：“虽然吾书名为志怪，盖不专明鬼，实记变异，亦微有鉴戒寓焉。”

　　吴承恩杰出的长篇神魔小说《西游记》以唐代玄奘赴西天取经的经历为蓝本，在《大唐西域记》、《大唐慈恩寺三藏传》等作品的基础上，经过整理、构思最终写定。作品借助人物抒发了作者对现实的不满和改变现实的愿望，折射出作者渴望建立“君贤神明”的之国的理想。小说借助唐僧师徒在取经上经历的八十一难折射出现实社会的种种情况。小说想象大胆，构思新奇，在人物塑造上采用人、神、兽三位一体的塑造方法，创造出孙悟空，猪八戒等不朽的艺术形象。全书组织严密，繁而不乱，语言活泼生动且夹杂方言俗语，富于生活气息。主题上冲淡了故事原有的教色彩，大大丰富了作品的现实内容，具有倾向和时代特点。作品幽默。呈现出不同于以往取经故事的独特风格。

　　《西游记》的出现，开辟了神魔长篇章回小说的新门类，书中将善意的嘲笑、辛辣的通严肃的巧妙的结合的特点直接影响着小说的发展。《西游记》是古代长篇小说浪漫主义的高峰，界文学史上，它也是浪漫主义的杰作。《美国大百科全书》认为它是“一部具有丰富内容和思想的小说”，《法国大百科全书》说：“全书故事的描写充满幽默和风趣，给读者以浓厚的兴味。”从19世纪开始，它被翻译为日、英、法、德、俄、等十来种文字流行于世。

　　吴承恩出生于一个由下级为小商人家庭，他的父亲吴锐性格乐观旷达，奉行常乐哲学，为儿子取名承恩，字汝忠，意思希望他能读书做官，上承皇恩，下泽黎民，做一个青史留名的。吴承恩小时候勤奋好学，一目十行，过目成诵。他精于绘画，擅长书法，爱好填词度曲，对围棋也很精通，还喜欢收藏名人的书画法贴。少年时代他就因为文才出众而在故乡出了名，受到人们的赏识，认为他科举及第，“如拾一芥”。《淮安府志》载他“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他除奋好学外，特别喜欢搜奇猎怪，爱看神仙鬼怪，狐妖猴精之类的书籍。如《百怪录》、《酉阳杂俎》之类的小说野史，这类五光十色的世界，潜默化中养成了搜奇猎怪的嗜好，随着年龄的增大，这种爱好有增无减，这对他创作《西游记》有着重大的影响。30岁后，他搜求的奇闻已“贮满胸中”了，并且有了创作的打算。

　　50岁左右，他写了《西游记》的前十几回，后来因故中断了多年，直到晚年辞官离任回到故里，他才得以最后完成《西游记》的创作，历时7年。步入青年时代的吴承恩是狂放不羁、轻世傲物的年青人。社会地位的低下，贫穷的处境，使这位大才子狂放不羁，招来了纷至沓来的笑声，被人交口称誉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吴承恩约二十岁时，与同乡一位姓叶的姑娘结婚，婚后感情甚笃。吴承恩虽然狂放不羁，但他品行端正，忠于自己的妻室。嘉靖十年，吴承恩在府学岁考和科考中获得了优异成绩，取得了科举生员的资格，与朋友结伴去南京应乡试。然而才华不如他的同伴考取了，他这位誉满乡里的才子竟名落孙山。第二年春天，他的父亲怀着遗憾去世了。接受初次失败的教训，吴承恩在以后三年内，专心地在时文上下了一番苦功，在嘉靖十三年秋的考试中却仍然没有考中。吴承恩羞恨交加，这年冬天，竟病倒了。两次乡试的失利，再加上父亲的去世，对吴承恩的打系是沉重的。在他看来，考不取举人，不仅付资无由，而且父母，有负先人。但他并不以为自己没考取是没本事，而只是命运不济，他认为“富贵自有命，必须得之无乃痴？”

　　吴承恩一生不同流俗，刚直不阿。他之所以才高而屡试不第，很可能与他不愿作之论以讨好上官有关。他厌恶的，不愿本心，对的现实持否定态度。他在《二郎搜山图歌》一诗中写道：“民灾翻出衣冠中，不为猿鹤为沙虫。坐观宋室用五鬼，不见虞廷诛四凶。野夫有怀多感激，抚事临风三叹惜。胸中磨损斩邪刀，欲起平之恨无力。救月有矢救日弓，岂谓无英雄？谁能为我致麟凤，长令万年保合清宁功。”认为“民灾”的形成，社会现实的丑恶，原因就在于者用人不善，让“五鬼”“四凶”那样的。他想“致麟凤”，行“”，扭转，但是怀才不遇，壮志未酬，只能空怀，抚事临风叹息。生活困顿给吴承恩带来的压力并不小于科考的失利。父亲去世以后，他需要操持全家的所有开支，但他却没有支撑门户的能力，更没有养家活口的手段。家中生活来源，除了每月从学府里领回六斗米外，只能坐食父亲所留遗产了。品尝了社会人生酸甜苦辣的吴承恩，开始更加地、深沉地考虑社会人生的问题，并且用自己的诗文向不合理的社会进行。

　　孙膑，齐国阿(今山东阳谷东北)人，孙武的后代，大致与商鞅、孟轲同时，为战国时兵法家。他曾与庞涓同学兵法，当庞涓作魏惠王将军时，忌其才能，把他骗到魏国，处以膑刑(即去膝盖骨)，故称孙膑。后经齐国使者秘密载回，被齐威王任命为军师，协助齐将田忌，设计大败魏军于桂陵、马陵。他继承和发展了孙武的军事理论，把“道”看作战争客观规律，提出了以寡胜众、以弱胜强的战法，主张以进攻为主的战略，根据不同地形，创造有利的进攻形势，重视对城邑的进攻和对阵法的运用。著有《孙膑兵法》一书,亦称《齐武子》。

　　孙膑，生卒年不详，其本名不传，因其受过膑刑(剔去膝盖骨)，故名孙膑。是孙武的后人，生于齐国阿、鄄之间(今阳谷县阿城镇；鄄城县北一带)。战国时期齐国的军师。中国历史上卓越的军事家、军事理论家。著有《孙膑兵法》。

　　相传他早年曾经与庞涓一道跟鬼谷子学习兵法，后来庞涓在魏国做了魏惠王的将军，深得魏王的信任，可他自以为才能不及孙膑，便派人把孙膑骗来。孙膑到了之后，庞涓越发害怕孙膑的才能超过自己，更加嫉恨他，于是用计孙膑，砍去他的膝盖骨，并在额头刺字。孙膑也因此得名。庞涓的目的是想把孙膑埋没起来，让再没有同他竞争的对手。不久，有位齐国的使者来到魏国大梁，孙膑以刑徒的身份暗中与之相见，说动齐使。齐国使者觉得孙膑是个奇才，便偷偷地用车把他载回了齐国。齐国的大将田忌非常赏识孙膑的才能，把他奉为上宾以客礼相待。

　　孙膑的军事才能不久就被齐王发现了。当时，齐威王常常与王公贵族们用比赛驾驶马车赌输赢。田忌过去比赛，常因马的足力略差一点而告输。孙膑观察了这种比赛之后，发现马的足力可分为上、中、下三等，每等之间相差也并不悬殊。有一次，孙膑对田忌说：“你可以下大赌注，我自有办法让您获胜。”田忌很孙膑过人的才智，便按照孙膑的意见同齐威王与贵族们下了千金的赌注。

　　等到比赛开始之前，孙膑告诉田忌：“你先用你的下等马同他们的上等马比赛，再用你的上等马同他们的中等马比赛，最后用你的中等马同他们的下等马比赛。”三场赛毕，两胜一负，终于赢得齐王的千两黄金。田忌因此把孙膑推荐给齐威王。齐威王在向孙膑讨教兵法中深感孙膑在军事上有过人之处，当下拜他为将军。孙膑赛马的故事，从此成了军事谋略学最原始最生动的事例。

　　周显王十六年(前354年)，魏国派庞涓率兵8万，由大梁(今河南开封市西北)出发，北上进攻赵国的都城(今西南)。赵国无力打破魏军的，便向齐国求救。齐王想用孙膑为将，孙膑辞谢说：“刑余之人不可。”(《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于是齐王于公元前353年派田忌为主将，孙膑做军师，坐在军车之中筹谋策划，率兵8万救赵。田忌想领兵直奔赵国，孙膑劝阻道：“凡是要解开纷乱的丝绳，一定要找出它的结头，不可用拳头乱砸；要解劝斗殴的，不可帮着去打；避实就虚，在形势上阻遏住敌方，自然就可以解围。现在魏国攻打赵国，它的轻兵锐卒必然都在前线，老弱残兵留守国内，您不如引兵大梁，占据交通要道，攻打它防卫之处，魏国一定放弃攻打赵国而自救。这样我们就一举解了赵国的围，又收到了魏国弊弱的效果。”田忌采纳了孙膑批亢捣虚的，将主力集结于预设阵地桂陵(今河南长垣西北)，准备歼敌。大约在十一月间，庞涓回兵桂陵，遭到齐军截击，败回大梁(参见桂陵之战)。围魏救赵的成功经验从此被中国历代兵家所借鉴，在中国战争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

　　桂陵之战，魏军虽然战败，但实力并未受到多大的损失。桂陵战后的十三年(前341年，齐威王十六年)，魏国联合赵国攻打韩国，韩国向齐国告急。齐国于是在韩魏两军久战俱疲的时机，命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出兵救韩，直取魏国首都大梁。魏国得知齐军攻魏救韩的消息后，立即撤去围韩之军回到大梁，魏国国君魏惠王决心集中主力迎击齐军，以报桂陵之战失败之仇。于是，他命太子申为上将军，庞涓为将军，率领10万军队主动迎击齐军，寻求决战。孙膑向田忌：利用三晋士兵向来骠悍骁勇，轻视齐国，认为齐军胆小怯懦的心理，示之以弱，诱敌追击，然后乘隙予以致命打击。孙膑还具体提出了诱敌的方法：就是在与魏军接触后就败退，退却中第一天挖十万个炉灶，第二天减少到五万，第三天减少为三万个，让魏军误认为齐军每天有大量士兵逃亡，战斗力迅速减弱，而不顾一切地来追赶。果然，庞涓见齐军炉灶天天减少，得意忘形地说：“我原来就知道齐军胆小怯懦，进入我国境内才三天，士兵就逃走过半了!”于是丢下步军，只率一部分轻装精锐部队，兼程追赶。孙膑估计庞涓的行军速度，天黑当可赶到马陵(今汉南范县西南)，而马陵道狭窄，旁多，可埋伏兵马。就命令削去大树的树皮，在露出的白头木头上写上：“庞涓死在此树之下。”然后命令齐军善射者一万人，手执强弩，埋伏在道两旁，约定说：“夜里见到火光亮起来就万箭齐发。”庞涓果然夜晚来到大树下，见白色木头上写了字，钻火照看，还没来得及读完树上的字，齐军已万箭齐发，魏军大乱，彼此无法相顾。庞涓这才意识到中了孙膑的计策，已经智穷兵败。但他还不服气，在自刎之前慨叹：“遂成竖子之名！”(《史记·孙子吴起列传》)齐军乘胜，全歼10万魏军，俘虏了魏国太子申，凯旋而归(参见马陵之战)。孙膑也由于其卓越的军事才能而闻名天下。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孙膑兵法》，反映了孙膑的军事思想。《孙膑兵法》总体上继承了孙武的军事思想，总结了战国中期以前的战争经验，在战争观、军队建设和作战指导诸方面都提出了若干有价值的观点和原则。孙膑认为战争有一定的规律；在战略战术上贵“势”，即依据一定条件占据主动和优势；突破前人速战速决的理论，提出了持久作战的思想；适应战国时期经济的发展，强调攻城；认为只有覆军杀将方为全胜，开创歼灭战的理论；对野战中车垒的运用、阵法的研究和将领的必备条件等均有阐述。这些都受到中外学者的赞赏和重视。

　　孙膑无论是指导田忌赛马还是指挥桂陵和马陵之战，都显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在战略上能正确地选择作战时间、空间，在战术上因势利导，制造，用围魏救赵、批亢捣虚、减灶示敌等谋略使敌产生错误判断而自动就范，在中国战争史上写下了的篇章。特别是其创造的“围魏救赵”的战法，为历代兵家所借鉴。

　　战国时期的齐国，在远离齐都临淄的一个偏僻山村里，晚年的孙膑深居简出，潜心于军事理论的研究和著述。时值深秋时节，这一天，孙膑从堆满简牍的几案上抬起头，望着窗外瑟瑟的秋风中纷纷飘落的枯叶，目光不由地转到了那双残废的双腿上，昔日那些坎坷、令人难以忘怀的岁月，仿佛又一幕幕浮现在他的眼前。

　　孙膑，齐国阿地(今山东阳谷县东北)人。他的真实名字今已不可知，因为他曾遭受过膑刑(被去掉膝盖骨)，所以后人就称他为孙膑。据《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说，孙膑是孙子的后代，孙子死后一百多年而有孙膑。

　　孙膑在青年时期，曾和魏人庞涓一起拜鬼谷子为师，学习兵法。这鬼谷子是位德行高深的隐士，有彻地之才。他精通数学，日星象纬，占往察来，言无不验；又广记多闻，审势，出词吐辩，莫口难当；还精通出世学，修真养性，服食导引，延年；尤其精通兵学，六韬、三略，变化无穷，布阵列兵，莫测。据说，他的众多，战国时代著名兵家尉缭和纵横家苏秦、张仪等，都出于他的门下。孙膑为人淳朴厚道，谦虚谨慎，加上学习勤奋刻苦，颇得鬼谷子的器重。一天，鬼谷子对众说：“我夜间讨厌听到老鼠的声音，你们轮流值宿，替我驱鼠。”这天夜里，轮到孙膑值宿，鬼谷子将孙膑叫到跟前，从枕下取出一卷文书，对他说：“这是你的祖先孙子留下的《孙子兵法》13篇。当年你的祖先曾将它献给吴王阖闾，阖闾用其策，大破楚军。后阉闾惜此书，不欲广传于人，乃置于铁柜，藏于姑苏台屋楹之内。自越兵焚台，此书不传。吾向与汝祖有交，求得此书，亲为注解；行兵秘密，尽在其中，未尝轻授一人。今见子心术忠厚，特以付子。”并道：“得此书者，善用之为天下利，不善用之为天下害。”于是，孙膑携归卧室，昼夜。3日之后即能无误，对答如流。鬼谷子逐篇，孙膑对答如流，一字不遗，并都有独到的见解和深刻的发挥。鬼谷子很是惊讶，高兴地说：“你能如此用心，你的祖先孙武先生后继有人了。”

　　谁知，此事后被庞涓所知，庞涓对孙膑顿生嫉恨。此人本来就生性奸诈，嫉贤妒能，怎能孙膑超过自己。然而，他非常善于伪装自己，曾与孙膑结为兄弟。一天，们下山汲水，听到人传说魏国厚币招贤，访求将相，庞涓心动，欲往魏应聘。鬼谷子见貌察情，早知其意？便放庞涓下山去了。下山前与孙膑相约，此行倘有进身之阶，必当举荐孙膑，同立功业，如若失言，当死于万箭之下。孙膑感佩莫名，挥泪与其告别。

　　时值战国中期，秦齐楚燕韩赵魏七雄争立，都想依靠武力一统天下。当时战国七雄里头要数魏国最强。魏惠王听说有个自称鬼谷子的前来应聘，便欣然了他。庞涓拜见魏惠王，指画敷陈，倾倒平生所学，惟恐不尽。魏惠王问道：“我们的东边有齐国，西边有秦国，南边有楚国，北边有韩国、赵国、燕国。周边都是大国，我们怎么能在列国之中站稳脚跟呢？”庞泪大夸海口：“大王要是让我做将军的话，我敢说，就是把他们灭了都不难，还用得着怕他们吗？”要是办不到，我情愿受罚。”魏惠王很高兴，便拜庞涓为大将，另兼军师之职。他的儿子庞英、侄儿庞葱、庞茅都当上了将军。这一批“庞家将”整日兵马，雄心勃勃。不久，便率军进攻较弱的卫、宋等国，屡屡获胜，还击退了前来进犯的齐国。一时间，庞涓名声大噪，魏惠王也更加信任庞涓了。

　　庞涓在魏国受到重用后，并没有实现邀请孙膑下山的诺言。后来魏惠王听说孙膑很有才能，就让庞涓写信邀请，庞涓只得照办。

　　孙膑接到庞涓的信后，感念庞涓的举荐之恩，立即打点行装奔赴魏国。庞涓见到孙膑后，假意欢迎，并盛情款待。然而不久，庞涓便伪造书信，设计孙膑。在魏惠王面前孙膑，说其私通齐国。惠王一气之下，要处死孙膑。庞涓为了骗取孙膑所学的兵法，又地以同学的面孔向魏王求情，把死刑变成了膑刑。挖去了孙膑的双膝盖骨，又用针刺面，然后以墨涂之。孙膑变成了一个废人，天天依靠着庞涓过日子，老觉得对不起人家。为了庞涓的恩情，他答应把《孙子兵法》13篇下来写在竹筒上。

　　孙膑每天都忍痛拼命抄写。在一旁他的童仆实在看不下去，便把实情告诉了孙膑。直到此时，孙膑才恍然大悟，看清了庞涓的真面目，真是莫及。如今被庞涓控制着，膝盖已去，两腿无力行走，好不凄惨。但孙膑是个意志非凡的人，并没有因此消沉下去，他把深深地埋在了心里。他一方面与庞涓巧妙周旋，—方面在努力寻找时机，尽早摆脱庞涓的，心想有朝一日驰骋纵横，报仇血耻。他开始装疯，把刚写成的几篇兵书一片一片地，一会大哭，一会儿大笑，一会儿又做出各种傻相：不是唾沫横流，就是张目乱叫不绝。来人，急忙将此事告知庞涓。庞涓亲自察看，只见孙膑痰涎满面，时而伏地哈哈大笑，时而又嚎啕大哭起来。庞涓生性狡黠，恐其佯狂，遂命左右将他拖人猪圈中，孙膑披发露面，倒身卧于粪秽之中。庞涓仍半信半疑，但则较从前大为松懈了。孙膑整日狂言诞语，或哭或笑，白日混迹于市井之间，晚间仍归猪圈之内。数日后，庞涓始信其疯。

　　后来，齐威王派辩土淳于髡到魏国去拜访魏惠王。孙膑乘人不备，秘见齐使，以刑徒的身份，陈词，打动了齐使。于是，淳于髡偷偷将孙膑带离魏国，回到了齐国临淄。

　　孙膑死后，给后人留下了一部珍贵的军事著作——《孙膑兵法》。《孙膑兵法》古称《齐孙子》。原有89篇图4卷，内容十分宏博，可惜在东汉末年失传。直至1972年4月，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部分孙膑谈兵的竹简，经专家们长期研究整理，最后确定为16篇。这16篇虽然远非《齐孙子》的原貌，但理论价值却十分珍贵。它总结了战国中期以前的大量战争实践，从基本理论到战术原则，都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孙子兵法》。例如，《孙膑兵法》提出“战胜而强立”的战争观，充分肯定统一战争的进步意义和作用，极力主张用统一战争去克服战国七雄并立的封建割据局面，这较之《孙子兵法》“兵者，国之大事”的认识前进了很大一步。《孙膑兵法》提出以“道”制胜的原则，强调必须遵循战争本身固有的客观规律去指导战争，夺取胜利，这显然是对《孙子兵法》中“兵者，诡道”、“兵以诈立”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以“道”制胜较之以“诡”、“诈”制胜体现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孙膑兵法》提出“必攻不守”的作战指导理论，其实质就是运用大规模机动野战的作战方式，在战略和战役上实施广泛的“批亢捣虚”、“围魏救赵”、争取主动、避免被动，这也是对《孙子兵法》避实击虚理论的重要继承和发展。《孙膑兵法》提出“富国”而“强兵”的国防思想，对当时和后世，都有巨大而深远的意义和影响，较之《孙子兵法》中“因粮于敌”的思想，更是一个重大的继承、发展和进步。《孙膑兵法》中有专讲军政训练的《五教法》一篇，提出对部队实施严格的教育、队列训练、行军训练、阵法训练、战法训练，这是我国先秦时期最完整系统的军队教育训练理论，较之《孙子兵法》中“令之以文，齐之以武”的治军思想，无疑是更全面的继承、发展、丰富、提高。《孙膑兵法》与《孙子兵法》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所以自古以来人们即把两“孙子”并称，说二者是“一家”之言的“孙氏之道”。在《汉书·艺文志》中则更为明确，把《孙子兵法》列为所有兵书之首，而《齐孙子》则位居第二，在吴起兵法、范蠡兵法以及其他所有兵法之上。

　　孟郊(751～814)唐代诗人。字东野。湖州武康(今浙江德清)人，祖籍平昌(今山东临邑东北)。先世居洛阳(今属河南)。父庭玢，任昆山县尉时生郊。孟郊早年生活贫困，曾周游湖北、湖南、广西等地，无所遇合，屡试不第。贞元中张建封镇徐州时，郊曾往谒。46岁（一说45岁），始登进士第。然后东归，旅游汴州(今河南开封)、越州（今浙江绍兴）。贞元十七年(801),任为溧阳尉。在任不事曹务，常以作诗为乐，被罚半俸。元和初，河南尹郑余庆奏为河南水陆转运从事，试协律郎，定居洛阳。60岁时，因母死去官。郑余庆镇兴元，又奏为参谋、试大理评事。郊应邀前往，到阌乡（今河南灵宝），去世。张籍私谥为贞曜先生。

　　孟郊一生，潦倒失意，有“穷者”(韩愈《荐士》)之称。他性格孤直，不肯，也不免于褊隘。韩愈很他，说他“行身践规矩，甘辱耻媚灶”（《荐士》），“内外完好，色夷气清”(《贞曜先生墓志》)，可以想见他的为人。

　　孟郊曾说：“文章者，贤人气也，心气乐，则文章正；心气非，则文章不正。”“心气之悲乐，亦不由贤人。由于时故。”（《送任载齐古二秀才自洞庭游宣城》诗序）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又说：“天地入胸臆，吁嗟生风雷。文章得其微，物象由我裁。”（《赠郑夫子鲂》）表现出他的创作和力量。所以韩愈赞扬他诗才“雄骜”，能够做到“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荐士》），“神施鬼设，间见层出”（《墓志》），比之为“天葩吐奇芬”（《醉赠张秘书》）；李观甚至过高地推崇他的五言诗，谓其“高处在古无二”（《上梁补阙荐孟郊、崔宏礼书》）。

　　孟诗现存500多首，以短篇五古最多,没有律诗。艺术上不蹈袭陈言，或擅长用白描手法,不用典故词藻,语言明白淡素，而又力避平庸浅易；或“钩章棘句，掐擢胃肾”（《墓志》），精思，雕刻其险；如韩愈所说“规模背时利，文字觑天巧”(《答孟郊》)，一扫大历以来的靡弱诗风。其中有的诗篇反映时代现实、揭露藩镇，如《征妇怨》、《感怀》、《杀气不在边》、《伤春》等;有的关心人民生活、愤慨不平,如《织妇辞》、《寒地百姓吟》等;有的表现骨肉深情,如《游子吟》、《结爱》、《杏殇》等;有的刻画山水风景,如《汝州南潭陪陆中丞公宴》、《与王二十一员外涯游枋口柳溪》、《石淙》、《寒溪》、《送超上人归天台》、《峡哀》、《游终南山》等;虽然社会生活内容不同,都思深意远，造语新奇，体现了孟诗的特色。有些作品如《秋怀》等，则情调不免低沉；“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赠崔纯亮》）一类诗句，虽反映了世途艰险，但也表现了狭窄的心情。宋代刻本《孟东野诗集》

　　唐人认为孟诗是“元和体”的一种，“元和已后”，“学矫激于孟郊”（李肇《唐国史补》）。唐末张为作《诗人主客图》，以他为“清奇僻苦主”。宋诗人梅尧臣、谢翱，清诗人胡天游、、许承尧，写作上都受到他的影响。对孟诗的评价，持褒义论的，韩愈、李观以后，有贯休、黄庭坚、费衮、潘德舆、刘熙载、陈衍、夏敬观等；持贬义论的，有苏轼、魏泰、严羽、元好问等。他和贾岛都以苦吟著称，又多苦语。苏轼称之“郊寒岛瘦”（《祭柳子玉文》），后来论者便以孟郊、贾岛并称为苦吟诗人代表，元好问甚至嘲笑他是“诗囚”（《论诗三十首》）。

　　今传本《孟东野诗集》10卷，出自北宋宋敏求所编刊,黄丕烈所藏北宋蜀本,已不可见。陆心源所藏汲古阁影宋精本，今归日本。通行本有汲古阁本，闵刻朱墨本。《四部丛刊》影印杭州叶氏藏明弘治本。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刊印华忱之校订《孟东野诗集》，末附孟郊年谱、遗事辑录。注释有杰《孟东野诗注》，夏敬观选注《孟郊诗》。事迹可参考韩愈《贞曜先生墓志铭》、新、旧《唐书》本传、夏敬观《孟东野先生年谱》、华忱之《唐孟郊年谱》。

　　孟郊专写古诗，现存诗500多首，以短篇五古最多。其中有的诗反映现实，揭露藩镇，如《征妇怨》、《感怀》、《杀气不在边》、《伤春》等；有的关心人民疾苦，愤慨不均，如《织妇辞》、《寒地百姓吟》等；有的表现骨肉深情，如《游子吟》、《结爱》、《杏殇》等；有的刻画山水风景，如《汝州南潭陪陆中丞公宴》、《与王二十一员外涯游枋口柳溪》、《石淙》、《寒溪》、《送超上人归天台》、《峡哀》、《游终南山》等；有的写失意，浇薄，如《落第》、《溧阳秋霁》、《伤时》、《择友》等，还有的自诉穷愁，叹老嗟病，如《秋怀》、《叹命》、《老恨》等；而“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赠崔纯亮》)一类诗，虽反映了世途艰险，但也表现了作者偏激的心情。孟诗艺术风格，或长于白描，不用词藻典故，语言明白淡素而又力避平庸浅易；或精思，雕刻奇险。这两种风格的诗，都有许多思深意远、造语新奇的佳作。但也有些诗过于艰涩枯槁，缺乏自然之趣。他和贾岛齐名，皆以苦吟著称，唐人张为称他的诗“清奇僻苦主”，而苏轼则称“郊寒岛瘦”。后来论者把孟、贾二人并称为苦吟诗人的代表。今传本《孟东野诗集》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刊印有华忱之校订《孟东野诗集》。夏敬观、华忱之均著有其年谱。一生困顿，性情耿介，诗多描写民间疾苦和炎凉世态。语言力戒平庸，追求瘦硬奇僻的风格。与贾岛齐名，人称“郊寒岛瘦”。郑道昭

　　郑昭道（公元？—515年）北魏书家。字僖伯，自称中岳先生。荥阳（今属河南省）人。官国子祭酒、光州刺史，后人秘书监，谥曰文恭。工书善正书，体势高逸，作大字尢佳。郑道昭书《郑文公碑》这是北魏宣武帝永平四年，郑道昭为了纪念其父所刻。当时郑道昭是光州刺史，刚开始刻在天柱山巅，后来发现掖县南方云峰山的石质较佳，又再重刻。第一次刻的就称为上碑，字比较小，因为石质较差，字多模糊；第二次刻的便称为下碑，字稍大，且也精晰，共有五十一行，每行二十九字，但并没有署名，直至阮元亲临摹拓，且考订为郑道昭的作品后才受至重视。

　　郑道昭(?～516)北朝魏诗人、书法家。字僖伯。荥阳开封（今属河南）人。北魏大臣郑羲幼子。孝文帝时，官至通直散骑常侍。太和十九年(495)随孝文帝南征,在悬瓠君臣联句作歌，传为佳话。宣武帝初，迁秘书监，因从弟郑思和事，出为光州刺史，转青州刺史。后复入为秘书监。死后追赠镇北将军.相州刺史，谥文恭。

　　郑道昭出身荥阳世家。按北魏的门第制度，荥阳郑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太原李氏、赵郡王氏是山东汉世族中为首的五姓。因此，郑道昭也是个出身于名门望族，世代簪缨的人物。他生在中国南北分立和的时代，长于大江以北的中原地区。这时中原地区由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主，各民族的文化发生了融合变化。仅就文字和书法艺术方面来讲，这时候的文字从篆隶字体转向楷书字体。北朝的楷书字体受少数民族的影响，在钟太傅完型的楷书字体上出现了繁体和简体，创造了许许多多的偏傍揉杂的新字，形成了许多后世所称谓的“六朝别字”。在书法艺术上虽然保存和沿续了篆、隶的笔法，但在古茂朴质之中增添了粗犷、豪放的气息，发展了显明的出方入圆的笔法。这时期的南朝的文字和书法艺术，虽同样地是承袭汉魏两晋以来的传统，但由于地域的不同，在文字方面很少出现“别字”。书法方面法卫夫人(茂漪)和二王(羲之和献之)的体系，以流便婉丽为主。形成了北朝书法雄强，宜于碑志榜额；南朝隽逸，宜于书帖函读的迥然有别的两种风格。这是在时代共性中出现的地域差异，也是地域共性反映的自然规律。在我们探讨郑道昭书法艺术时，就可看出他的地域性是很明显的。郑文公碑的笔画有方也有圆，或以侧得妍，或以正取势，混合篆势、分韵、草情在一体，刚劲姿媚于一身，堪称不朽。另外南方瘗鹤铭和此碑的风格相似，而且同是摩崖书，刻于江苏丹徒之焦山上，但可惜后来因为石崩碎裂，已无法再见全貌。

　　在北朝文学开始兴起之际，郑道昭是较有成就的诗人之一。其诗长于写景，略具清拔之气，风格与南朝的谢灵运和鲍近，跟其他北朝诗人模仿齐梁不同。如《与道俗□人出莱城东南九里登云峰山论》的双阙承汉开,绝□虹萦□;涧□禽朝迷,窦狭鸟过亟,《登云峰山观海岛》的山游悦遥赏，观沧眺白沙，笔力劲健，较有气势。他的文章，两篇是章表,无甚特色,仅《天柱山铭》尚有文采。《魏书·郑羲附道昭传》说他好为诗赋，凡数十篇，但

　　今仅存诗4首，文3篇。辑入逯钦立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和严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郑道昭喜欢，炼气化丹，曾于延昌元年（512年）在莱州大基山依车、西、南、北、中虚设青烟寺、白云堂、宋阳台、玄灵宫、中明坛等炼气之处，并刻字志之，还做了一首《置仙坛诗》题刻于壁。从此，莱州云峰山、大基山光彩大增，名扬四海。熠熠生辉的石刻，使游人墨客向往。

　　他书刻于青、光二州山崖的众多题刻，总称“云峰刻石”（包括掖县的云峰山、太基山，平度县的天柱山，益都县玲珑山）。清嘉庆、道光间山东云峰山、天柱山等处，发现郑道昭所书40多处，成为北魏书法艺术的三大宝库之一。其中以《郑文公上碑》、《郑文公下碑》、《论诗》、《观海童诗》等摩崖刻石最为著名。从郑道昭的这些书法艺术代表作来赏析，他的书艺风格特点是，下笔多用正锋（偶用侧锋），大起大落；起落转折，处处着实；间用侧锋取势，忽而峻发平铺，既有锋芒外耀，尤多筋骨内含。妙在方圆并用，不方不圆，亦方亦圆。或体方而用圆，或用方而体圆。故能给人以结体宽博，笔力雄强的感受。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把郑道昭云峰刻石42种列于“妙品”上。称“云峰山刻石，体高气逸，密致而通理。”

　　郑道昭“少而好学，综览群言”，以诗赋著名于，常常与对座饮酒赋诗，颇得赏识。早年在朝廷做官，当过国子祭酒（教育部长），多次北魏孝文帝，请求“招集英儒，广开学校”。后出任地方官，任青州刺史、平东将军，他为政宽厚，不任威刑，为吏民所爱。同时，郑道昭对书法艺术和文字研究也很有造诣。郑道照留在的40余处碑刻，在山东主要集中在青州、平度、莱州等地。在青州有3处，都在玲珑山，山顶有两处，山下有一处。山顶的两处，一处叫《白云堂题名》，全文是“荥阳郑道昭白云堂中解易老也”13个字，刻在山前洞内的西壁上，字径4厘米，笔墨遒劲有力，古朴浑穆；另一处在山顶祠宇东北门侧，称《北峰山题名》，据志载，原有“荥阳郑道昭解衣冠处”9个字，可惜年代久远，风雨浸蚀，祠宇，现在已经找不到了，现仅有碑上半部的拓片，极为珍贵。山下的一处在北麓山谷内，称《白驹谷题名》，最大，也最为知名。巨大石壁上刻有“中岳先生荥阳郑道昭游槃之山谷也”、“此白驹谷”共19个大字，字径一尺见方，整个题名结构宽博，笔意苍老。《白驹谷题名》不仅是郑道昭40余处碑刻之最，也堪称1500年前中国榜书之最。

　　郑道昭所处的南北朝时期，正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大变化的年代，文字和书法也在这个时期逐渐地由汉隶向楷书演变，并且在演变过程中形成了具有独特风格的“魏碑”体。郑道昭留在的40多处碑铭，玲珑山上就有3处，山顶2处，山下1处。山顶的两处，一曰《白云堂题名》，一曰《北峰山题名》。《白云堂题名》全文是“荧阳郑道昭白云堂中解易老也”13字，刻在山前洞内的西壁，苍劲朴茂。《北峰山题名》全文9字：“荧阳郑道昭解衣冠处”。据志书载，它在“山巅祠宇东北门侧”。山下的一处最为著名，那就是镌刻在北峰溜内一块巨大石壁上的《白驹谷题名》。

　　《白驹谷题名》是郑道昭最后一次游玲珑山时留下的。当时，他在青州刺史任上，接到朝廷的命令，要他回京都洛阳再次担任秘书监（秘书省长官，管理图书著作等事）。已是晚年的郑道昭对自己待过一些时间的地方颇有些留恋。启程之前，他再一次来到玲珑山，饱览那里的风光，告别那里的“仙山琼阁”。晚上借宿“逄公祠”，应祠中住持之求，挥毫泼墨，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白驹谷题刻。

　　褚遂良（596—659），字登善，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人。在唐初书家四巨头中，褚遂良算是晚辈了，其书体学的是王羲之、虞世南、欧阳询诸家，且能登堂入室，自成体系。其特色是善把虞、欧笔法融为一体，方圆兼备，波势自如，比前辈更显舒展，深得唐太李世民的赏识。李世民曾以内府所藏王羲之墨迹示褚，让他鉴别，他无一误断，足见他对王的书法之精熟。由于继传统而能创格，《唐人书评》中把褚遂良的字誉为“字里金生，行间玉润，温雅，美丽多方”，连宋代不以唐书为然的大书画家米芾也用最美的词句他：“九奏万舞，鹤鹭充庭，锵玉鸣珰，窈窕合度”，以表明褚的字体结构有着强烈的个性魅力。

　　从汉代到唐代的六百余年间，涌现出一批又一批伟大的书法家。在晋代，被后人尊为书圣的王羲之和他的儿子王献之留下了他们情驰神纵、超逸优游的作品。随后，宋、齐、粱、陈的书家，依然继续着他们的遗风。而此时的北部中国，却在一种教意识的推动下，独创了一种与文人书法相对的——即与的、简约的、清淡的、平和的书风相对的那种雄浑、、壮硕、朴拙的书风。南北朝局面的结束，隋朝的建立特别是唐朝的建立，使书法艺术南北相峙的风格，亦合流在一起。

　　公元618年，强大的唐王朝建立。随着、文化与经济的复兴，书法艺术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如果我们从书法史的角度瞻前顾后，那么，在汉魏，艺术风格过于质朴；在两晋，又太变幻莫测；宋人书法艺术风格又以老成为倾向：而元、明、清的书法，似乎每况愈下。只有唐代，才在书法中表现出那典雅、华贵、丰满和情韵的成熟的美。每当我们面对唐人书法作品时，不禁惊诧于唐人书法的完整性与典型性。唐代书法家因此和晋朝书法家一起，被后人称为“晋唐传统”。他们是：钟繇、王羲之、王献之、智永、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等人。在这个传统之中，褚遂良占着异常重要的。从某方面来说，他对后世的影响可能比任何一家的贡献都要大。张旭

　　唐代大书家，字伯高，吴县人。他的书法，始化于张芝、二王一，以草书成就最高。史称“草圣”。他自己以继承“二王”传统为自豪，字字有法，另一方面又效法张芝草书之艺，创造出潇洒磊落，变幻莫测的狂草来，其状惊世骇俗。

　　唐代大书家张旭，字伯高，吴县人。开元年间曾来常熟任县尉《唐国史补》等史书所记，他性嗜酒，常喝得酩酊大醉，醉后呼叫狂奔，然后挥笔写字，有时竟用头发沾着墨汁疾书，洒醒后观赏自己的书法，龙飞凤舞，飘逸万态，以为有神力相助。常熟人民为了纪念张旭，直到今天，城内东门方塔附近还保留着一条沉“醉尉街”。旧时，城内还曾建有“草圣祠”，祠内的一副楹联—“书道入神，落纸云烟，今古竞传八法；洒狂称草圣，满堂风雨，岁时宜奠三杯”，表达了邑人对这位草书之圣的深深。张旭洗笔砚的池塘也曾长期保留，称为“洗砚池”。张旭草楷俱佳，尤长草书。他的草书，名噪当代，影响后世，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唐文时，诏以张旭草书、李白歌诗、裴剑舞，并称“三绝”。唐代大诗人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把张旭称誉为“草圣”，有“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的诗句；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怀素都曾予他。我国古代书法评论家对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乃至颜真卿、柳公权诸大家都有微词，只有张旭，无其短。唐代大文学家韩愈赞张旭书法为：“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衰，可喜可愕，一寓于书。”韩愈的赞辞说到了张旭书法得益于药物刺激所引起的艺术灵感。除此之外，张旭善于向别人学习借鉴，集纳各家之所长，也是其书法臻于出神入化之境的重要原因。唐人张国《幽闲鼓吹》中记述过的一则关于张旭任常熟县尉时从一老翁处获得教益的故事，正说明了这一点。这则故事说：张旭到常熟任县尉才十多天，有一个老翁为了一件小事到县衙内，张旭给他写了一张，不料过了数日，这个老翁又来求判，张旭非常恼火，责备这个老翁道：“你怎么敢为了一件细小闲事屡次来求判。吵扰衙门！”这个老翁回答说：“我实在不是为了再来求判，而是因为看到你上次上的书法笔迹奇妙，想多得一些作为墨宝珍藏起来。”当张旭在谈话间得知这老翁家藏有其先父的遗墨精品时，就要他拿来观览。张旭看到老翁先父的墨迹时，惊呼“天下工书者也”，从此张旭尽得运用笔法的妙旨，书艺大进，成了冠绝当时的一代书法大家。

　　怀素（725-785）唐时人，字藏真，僧名怀素，俗姓钱，永州零陵（湖南零陵）人。幼年好佛，出家为僧。他是书法史上领一代的草书家，他的草书称为“狂草”，用笔圆劲有力，使转如环，奔放流畅，一气呵成，与唐代另一草书家张旭齐名，人称“张颠素狂”或“颠张醉素”。

　　中国唐代书法家。俗姓钱，字藏真，湖南零陵郡人。主于唐玄开元二十五年(737)，立于德贞元十五年(799)。因他三家为僧，书史上称他“零陵僧”或”释长沙”。怀素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书法家，他的草书称为“狂草”，用笔圆劲有力，使转如环，奔放流畅，一气呵成，和张旭齐名。后世有“张颠素狂”或“颠张醉素”之称。可以说是古典的浪漫主义艺术，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他也能做诗，与李白、杜甫、苏涣等诗人都有交往。好饮酒，每当饮酒兴起，不分墙壁、衣物、器皿，任意挥写，时人谓之“醉僧”。他的草书，出于张芝、张旭。唐吕总《读书评》中说：“怀素草书，援毫掣电，随手万变，宋朱长文《续书断》列怀素书为妙品。评论说：“如壮士拔剑，神彩动人。”

　　怀素自幼聪明好学，10岁时“忽发出家之意”，父母想阻也不了。他在《自叙帖》里开门见山他说：“怀素家长沙，幼而事佛，经禅文暇，颇喜笔翰。”他勤学苦练的是十分惊人的。因为买不起纸张，怀素就找来一块木板和圆盘，涂上白漆书写。后来，怀素觉得漆板光滑，不易着墨，就又在附近的一块荒地，种植了一万多株的芭蕉树。芭蕉长大后，他摘下芭叶，铺在桌上，临帖挥毫。

　　由于怀素没日没夜的练字，老芭蕉叶剥光了，小叶又舍不得摘，于是想了个办法，乾脆带了笔墨站在芭蕉树前，对着鲜叶书写，就算太阳照得他如煎似熬；刺骨的北风冻得他手肤迸裂，他还是在所不顾，继续不懈地练字。他写完一处，再写另一处，从未间断。这就是有名的怀素芭蕉练字。

　　在长安怀素声誉青云直上，他草书的诗篇有37篇之多。他的草书有《自叙帖》、《苦笋帖》、《食鱼帖》、《圣母帖》、《论书帖》、《大草千文》、《小草千文》《四十二章经》、《千字文》、《藏真帖》、《七帖》、《北亭草笔》等等。其中《食鱼帖》极为瘦削，骨力强健，谨严沉着。而《自叙帖》其书由于与书《食鱼帖》时心情不同，风韵荡漾。真是各尽其妙。米芾《海岳书评》：“怀素如壮士拨剑，神采动人，而回旋进退，莫不中节。”唐代诗人多有赞颂，如李白有《草书歌行》，曼冀有《怀素上人草书歌》。

　　蔡襄(1012-1067)，字君谟，兴化仙游人。官至端明殿学士。《宋史·列传》称他：“襄工于手书，为第一，仁由爱之。”宋四家中，他年龄辈份，应在苏、黄、米之前。宋四家中，苏、黄、米都以行草、行楷见长，而喜欢写规规矩矩的楷书的，还是蔡襄。他的书习王羲之、颜真卿、柳公权,浑厚端庄，雄伟遒丽。苏东坡说：“君谟天资既高，积学至深，心手相应，变化无穷，遂为本朝第一。”蔡襄为人忠厚正直，字识渊博，他的字“端劲高古，容德兼备”。《颜真卿自书告身跋》得鲁公笔法而修于鲁公书，可为楷则。沈括说他善于“以散笔作草书，谓之散草，或曰飞草，其法皆生于飞白，自成一家。”这说明蔡襄这位稍欠的书法家还不是泥古不化的，他也在追求古趣，力创新意。

　　曾出为福建转运使，奏减五代以来丁口税。主持建造万安桥，全长三百六十丈。后知杭州任上卒。官至端明殿学士。工书法，学习王羲之、颜真卿、柳公权,浑厚端庄，雄伟遒丽。为“宋四家”。楷书端重，行书温媚。著有《蔡忠惠集》等。字君谟，仙游县人，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生。世居仙游县枫亭驿，初务农，曾为泉州吏员。母亲卢氏，惠安县德音里(今后龙乡)圭峰村名士卢仁之女。蔡襄童年受到外祖父的严格教育。15岁参加乡试，18岁游京师，入国子监深造。天圣八年(1030年)，参加开封乡试获第一名。天圣九年登进士第十名，次年授漳州军事判官，任职四年。庆历三年(1043年)，蔡襄主持谏院衙署，遇事从不回避，奏疏忠诚恳切，大都关系天下利弊、一时缓急。他认为国家安危取决于人事，国君要知人善任、辨别邪正。由于有蔡襄这样的人直言敢谏，那些心怀，多有。庆历四年，蔡襄调任福州知州，庆历六年秋改任福建转运使。庆历八年，因父亲去世而离职。

　　皇右三年(1051年)，蔡襄回朝修《起居注》，参加政事。皇右四年，迁任起居舍人、知制诰兼判注内诠。嘉右元年(1056年)，蔡襄再知福州。在任上劝学兴善，医治蛊毒的药方，教育遵法，改变，监督深得。嘉右年间(1056～1063年)，蔡襄奏请减免漳、泉、兴三州身丁钱一半，大大减轻负担。至和、嘉右年间(1054～1063年)，蔡襄两次知泉州，第一次自至和三年二月至嘉右元年六月，第二次自嘉右二年七月至嘉右五年秋。蔡襄在泉州任上，首先整顿吏治。当时晋江县令章拱之枉法，蔡襄奏疏，把他革职为民。他又修建沿海州县城池，加强军事防备，教习舟船熟记水势，防备海寇。泉州城东郊有洛阳江，下游出海口江面宽五里，有渡口名万安渡。“每风潮交作，数日不可渡”，“沉舟被溺，死者无算”。皇打开右五年(1053年)，王隽首倡建造石桥，蔡襄主持这项工程，费时6年8个月，至嘉右四年(1059年)十二月完工，桥长360丈(折1105.92米)，宽广１丈５尺(折4.6米)，酾水(排水孔)47道，称名万安桥，又称洛阳桥。于是“渡石支海，去舟而徒，易危为安，民莫不利”。洛阳桥建成后，蔡襄亲自撰写《万安渡石桥记》，刻碑立在左岸。此碑文章简约，书法遒劲，镌刻传神，被誉为“三绝”。蔡襄知泉州时期，连年发生旱灾，他调动民力，加强水源管理，制定《龟湖塘规》，用水纠纷。他任转运使期间又在郡南小乌石山访得一泉，通知泉州地方官好好管理，供饮用和灌田。治平年间(1064～1067年)，晋江县令俊在摩崖刻“蔡公泉”三字以为纪念。嘉右四年(1059年)，蔡襄在泉州写成《荔枝谱》一书，分3卷7篇，内容包括荔枝的产地、生态、功用、服食、加工、贮藏、运销，介绍荔枝品种32种。

　　嘉右五年(1060年)，蔡襄奉诏还京，嘉右六年拜翰林学士权理三司使。嘉右八年，仁去世，英即位，正式任命蔡襄为三司使。这年蔡襄又写成《茶录》一书，分上下两篇，上篇论茶道，包括辨茶、煎茶、品茶等１０个问题；下篇论茶器，包括制茶工具、饮茶器具等9件器物，生动详尽。史家说：“蔡君谟善辨茶，后人莫及。”治平二年(1065年)，蔡襄出知杭州，拜端明殿学士后才去上任。治平三年十月，母亲卢氏去世，蔡襄护丧南归。治平四年八月，蔡襄在家中逝世，享年56岁，赠吏部侍郎，葬在枫亭蔡岭，欧阳修撰《端明殿学士蔡公墓志铭》。乾道年间(1165～1173年)，赠谥忠惠。庆元年间(1195～1200年)，在洛阳桥南街尾建蔡襄祠。蔡襄是宋代四大书法家之一，书法精妙，恪守，有晋唐风轨，前代意韵，无穷，真、行、草、隶四体都达到妙胜之境。欧阳修称“蔡君谟(书法)独步”，苏轼评“君谟行书第一，小楷第二，草书第三，就其所长求其所短，大字为少疏也。”现存《万安渡石桥记》是他的大字冠冕；小楷中，《集古录序》横逸飘发，《荔枝谱》严正方重，《茶录》劲实端严，书体虽有差异，却各得精髓。蔡襄著作编成《蔡忠惠公集》，乾道年间王十朋知泉州，通过知兴化军傅求得善本，刻印行世。

　　其先本光州人，居仙游（今属福建省），迁甫田。官至端明殿学士，知杭州，谥忠惠。工正、行、草、隶书，又能飞白书，尝以散笔作草书，称为“散草”或“飞草”。评蔡襄行书第一，小楷第二，草书第三。与苏轼、黄庭坚、米芾，共称“宋四家”。《宋史·列传》称他：“襄工于手书，为第一，仁由爱之。”宋四家中，他年龄辈份，应在苏、黄、米之前。宋四家中，苏、黄、米都以行草、行楷见长，而喜欢写规规矩矩的楷书的，还是蔡襄。他的书习王羲之、颜真卿、柳公权,浑厚端庄，雄伟遒丽。苏东坡说：“君谟天资既高，积学至深，心手相应，变化无穷，遂为本朝第一。”蔡襄为人忠厚正直，字识渊博，他的字“端劲高古，容德兼备”。《颜真卿自书告身跋》得鲁公笔法而修于鲁公书，可为楷则。沈括说他善于“以散笔作草书，谓之散草，或曰飞草，其法皆生于飞白，自成一家。”这说明蔡襄这位稍欠的书法家还不是泥古不化的，他也在追求古趣，力创新意。蔡襄也是一位著名的茶叶鉴别专家。宋仁庆历年间（1041—1048），任福建转运使，负责监制北苑贡茶，创制了小团茶，闻名于。蔡襄著作的《茶录》是《茶经》后又一部重要的茶叶专著，是论述宋代茶文化的名著。译成英文、法文，国外。另有《荔枝谱》，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果艺栽培学专著。著有《端明集》(亦称《蔡忠惠集》)。最后不得不补充一点，在书法史上有一种说法认为宋四家“苏黄米蔡”中的“蔡”，应该是蔡京，只因其“人品奸恶”，后来人们用蔡襄取代了蔡京。这一点值得商榷。

　　明代后期著名画家、书法家、书画理论家、书画鉴赏家。“华亭派”的主要代表。董其昌生于明世嘉靖三十四（1555）年，卒于明毅崇祯九（1636）年，他字玄宰，一字元宰，号思白，又号香光，人称“董华亭”。万历进士，授编修，官至礼部尚书。华亭（上海松江）人。一作上海人(上海在唐为华亭县地，清属松江府。华亭、云间、松江、上海、娄县俱为一地)。

　　董其昌（1555-1636年）字玄宰，号思白、香光，上海松江人。董其昌出身贫寒之家，但在上春风得意，青云直上。公元1589年，（万历十七年）三十四岁的董其昌举进士，开始了他此后几十年的生涯。当过编修、讲官，后来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太子太保等职。他对异常，一有风波，他就辞官归乡，几次反复起用。[转载]【中国古代历史名人】

　　董其昌才溢文敏，通禅理、精鉴藏、工诗文、擅书画及理论。他是海内文，执艺坛牛耳数十年，是晚明最杰出、影响最大的书画家。董其昌的绘画长于山水，注重传统技法，追求平淡天真的格调，讲究笔致墨韵，墨色层次分明，拙中带秀，清隽雅逸。《画史绘要》评价道：“董其昌山水树石，烟云流润，神气俱足，而出于儒雅之笔，风流蕴藉，为本朝第一。”董的绘画对明末清初的画坛影响很大，并波及到近代画坛。一直以来，董其昌的作品都是大收藏家寻觅的目标。

　　董其昌精收藏，曾珍藏董源4幅山水《潇湘图》、《溪山行旅图》、《龙宿郊民图》、《夏山图》，并以“四源堂”名斋，还有精选李思训《蜀江图》、《秋江待渡图》，董源《征商图》、《云山图》、《秋山行旅图》，巨然《山水图》，范宽《雪山图》、《辋川山图》，

　　李成《着色山图》，郭忠恕《辋川山居图》，江贯道《江居图》，赵大年《夏山图》，赵子昂《洞庭二图》、《高山流水图》，王蒙《秋山图》，《宋人册页》等18幅。从中可以看出，董其昌的收藏足以令其傲视当代。

　　董其昌的书法成就也很高，董的书法以行草书造诣最高，他对自己的楷书，特别是小楷也相当自负。董其昌虽处于赵孟睢⑽恼髅魇榉ㄊ⑿械氖贝氖榉ú⒚挥幸晃妒苷饬轿皇榉ù笫Φ淖笥摇Ｋ氖榉ㄗ酆狭私⑻啤⑺巍⒃骷业氖榉纾猿梢惶澹涫榉缙菘樟椋缁宰恪１驶熬⑿阋荩降牌印Ｓ帽示剑贾毡３终妫儆匈缺省⒆局椭剩辉谡ㄉ希钟胱帧⑿杏胄兄洌中胁季郑枥试瘸疲ψ饭欧āＳ媚卜浅＝簿浚菔ǖ〉闷涿睢Ｊ榉ㄖ炼洳梢运凳羌欧ㄖ蟪桑六体”和“八法”在他手下无所不精，在当时已“名闻外国，尺素短札，流布，争购宝之。”（《明史·文苑传》）。一直到清代中期，康熙、乾隆都以董的书为法，倍加推崇、偏爱，甚而亲临手摹董书，常列于座右，晨夕观赏。康熙曾为他的墨迹题过一长段跋语加以赞美：“华亭董其昌书法，天姿迥异。其高秀圆润之致，流行于褚墨间，非诸家所能及也。每于若不经意处，丰神独绝，如清风飘拂，微云卷舒，颇得天然之趣。尝观其结构字体，皆源于晋人。盖其生平多临《阁帖》，于《兰亭》、《圣教》，能得其运腕之法，而转笔处古劲藏锋，似拙实巧。……颜真卿、苏轼、米芾以雄奇峭拔擅能，而要底皆出于晋人。赵孟钣裙婺６王。其昌渊源合一，故摹诸子辄得其意，而秀润之气，独时见本色。草书亦纵横排宕有致，朕甚心赏。其用墨之妙，浓淡相间，更为绝。临摹最多，每谓天姿俱优，良不易也。”据说，康熙还亲自临写董书，致使董书得以风靡一时，出现了满朝皆学董书的热潮。一时追逐的士子几乎都以董书为求仕捷径。在康熙、雍正之际，他的书法影响之深，是其他书法家无法比拟的。

　　董其昌的书法，历来评说褒贬不一。褒者倾其溢美之词，清代著名学者、书法家王文治《论书绝句》称董其昌的书法为“书家神品”。谢肇称其“合作之笔，往往前无古人”。周之士说他“六体八法，靡所不精，出乎苏，入乎米，而丰采姿神，飘飘欲仙”。但对董其昌的者也很多，包世臣、康有为最为激烈。包世臣云：“行笔不免空怯”。康有为《广艺舟双楫》道：“香光（董其昌）虽负盛名，然如休粮，神气寒俭。若遇大将整军厉武，壁垒摩天，旌旗变色者，必裹足不敢下山矣！”

　　董其昌走法艺术的道，出于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起因是在考试时书法不好,遂发愤用功自成名家。这在他的《画禅室随笔》有所记述，其中还学书经过：他在十七岁时参加会考，松江知府衷贞吉在批阅考卷时，本可因董其昌的文才而将他名列第一，但嫌其考卷上字写得太差，遂将第一改为第二，同时将字写得较好些的董其昌堂侄董源正拔为第一。这件事极大地刺激了董其昌，自此钻研书法。董其昌回忆说：“郡守江西衷洪溪以余书拙置第二，自是始发愤临池矣。初师颜平原（真卿）《多宝塔》，又改学虞永兴（世南），以为唐书不如魏晋，遂仿《黄庭经》及钟元常（繇）《宣示表》、《力命表》、《还示帖》、《丙舍帖》。凡三年，自谓逼古，不复以文征仲（征明）、祝希哲（允明）置之眼角。”这段话中可以看出董其昌几乎学习研究了以前绝大部分名家，从钟王到颜、柳，从怀素到杨凝式、米芾，直至元代的赵孟睢

　　董其昌没有留下一部书论专著，但他在实践和研究中得出的和主张，散见于其大量的题跋中，董其昌有句名言：“晋人书取韵，唐人书取法，宋人书取意。”这是历史论家第一次用韵、法、意三个概念划定晋、唐、宋三代书法的审美取向。这些看法对人们理解和学习古典书法，起了很好的阐释和引导作用。董其昌一生勤于书画，又享高寿，所以作品很多，代表作有《白居易琵琶行》，《三世诰命》、《草书诗册》、《烟江叠嶂图跋》、《倪宽赞》、《前后赤壁赋册》等

　　于1826年，此前，刘家是一家贫苦的庄户人家。刘镛年轻的时候当过铜匠，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地为人家修补铜勺铜锅，以贴补家用。南浔的老人回忆说，当年刘家的家庙里，曾陈放着一副铜匠挑子，即是指此，刘家后人中也有类似的传说。当然，靠这点小手艺活儿自然是无法安身立命的，后来，他转入了镇上一家棉绸布店当学徒，指望将来能做点生意。

　　那时学徒什么杂活都得干，寒冬腊月老板叫他到冰冻了的河边洗鱼洗菜，他手已冻裂，鲜血顺着菜叶流到河里，又怕被老板见到呵斥，出入均不敢出声。他早起晚睡，拼命干活，一天只能挣十文钱。他用三四文买点吃的，其余归其母。可是后来得知，店家的管家一年的薪金也才不过百缗（100串铜钱），心想此处非久留之地。后来由亲戚介绍，他进入镇上谈德昌丝行打工，每年也只赚10元银洋。老板认为他勤快能干，年终又励他6元银洋回家，全家人已高兴得不得了了，认为是了不起的收入了。不出几年，刘镛凭自己的精明，已经悟出了经营丝业的门道，明白了其中的关键是要有资本，只要有资金就能在当地大量收购蚕丝，再转卖给从上海来湖州收丝的洋行买办，这样，一进一出，顿时可赚大钱。湖州历来就是鱼米之乡，老百姓家家植桑养蚕，有的是生丝，货源稳定、充足，只要有收购生丝的钱，生意即可做大。可问题是资本从哪里来呢？

　　四年后，刘镛脱离了谈德昌丝行，与另外两个同乡合作，开设了自己的第一家丝行，资本由三个人东借西借，凑在一起也才不过200银元，但这毕竟是刘家基业迈出的第一步，那年刘镛整20岁。那时正是鸦片战争之后，外国资本大肆收购中国农副产品之时，南浔作为浙北蚕桑业的中心市镇之一，又离上海市近，交通上有太湖和运河之便，丝市贸易自是盛况空前，所谓“小贾交大贾，大贾载入申江界，申江番国正通商，繁华富丽压苏杭（温丰《南浔丝市行》）”，正是指此。刘家的发家正是得此天时地利之助。后来人们才明白，除天时地利之外，“人和”也许是更为关键的一个因素。

　　刘镛财势发展速度是惊人的，因为自其合伙经商算起，仅仅过了16年，也就是到了同治元年（1862年）刘镛36岁的时候，200元的资本已连续翻跟斗，上升到了数十万之巨，而且已从南浔发展到上海，在上海租购地造屋。据汤寿潜说其：“不数年，业翔起，当同治初，已殖财数十万，号巨富。”这个“数十万”的概念，如果当20万解的线万解的线倍！况且，在此过程之中，其中一个合伙人已撤资离去，另一合伙人不幸去世，丝行的业务，全由刘镛“一手出纳”，刘镛何来此“翻天”的本领？那就是里有熟人照应，经常跟作生意，打交道。

　　再说刘镛到上海的这一年，正是曾国藩、曾国荃太平的天京的年头，两年后，天京城破，曾国藩在清廷的下大办江南盐业，发售盐票（即经营盐业的执照）以充实国库，小票值200银元，大票要500银元。刘镛又不失时机地盐、丝并举，移师淮扬，遂又成为淮扬一带盐业的巨头，同时又投资典当业……最终积累资产2000多万银元，成为南浔四象之首。左丘明

　　（公元前556年-公元前451年）中国春秋时史学家。鲁国人。一说左丘为复姓。双目失明。春秋时有称为瞽阇的盲史官，记诵、讲述有关古代历史和传说，口耳相传，以补充和丰富文字的记载，左丘明即为瞽阇之一。相传曾著《左氏春秋》，又称《左传》、《春秋左氏传》、《春秋内传》，与《公羊传》、《谷梁传》同为解释《春秋》的三传之一，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但从内容看，该书应成于战国中期，可能是作者假托左丘明而作。相传《国语》亦出于左氏之手，记录了不少西周、春秋的重要史事，保存了具有很高价值的原始资料。传说《左传》的作者是和孔子同时的左丘明。它是战国初年的人根据春秋时代史料所编写出来的。作者不仅是一个杰出的历史家，同时也是一个天才的文学家。即双目失明。

　　为炎帝，左丘明博览天文、地理、文学、历史等大量古籍，学识渊博。任鲁国左史官，在任时尽职尽责，德才兼备，为时人所。孔子曾说：“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左丘亦编修国史，日夜操劳，历时30余年，一部纵贯200余年、18万余字的《春秋左氏传》定稿。其历史、文学、科技、军事价值不可估量，为历代史学家和文人所推崇。他还撰写了历史名著《国语》，与《春秋左氏传》成为珠联璧合的历史文化巨著。公元前451年，左丘明病逝，葬于东衡鱼村东北处。647（唐贞观二十一年）李世民封左丘明为“经师”，墓前建石坊。1530年（明嘉靖九年）明世封左丘明为“先儒”。1642年（明崇祯十五年）朱由俭封左丘明为“先贤”。1725年（清雍正三年）为避孔子名讳，奉旨“丘”旁加“阝”改为邱氏，今石横邱氏皆为左丘明之后人。

　　左丘明晚年，因患眼疾，辞官还乡。还乡时，他除带回大量史料外还带回银杏一株、桑苗一捆，决意耕读传家。他亲手植下银杏，开垦了桑园，忙时桑稼，闲时教书著述。与此同时，

　　他的眼疾也越来越重，不久即双目失明。这对于生来即于史籍为伴的左丘明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面对混沌一片，他曾一度，拒论史实。但很快即战胜了忧伤，强烈的使他重新振作起来。他决心在有生之年将其所集整理出来献给后人。于是，他把几十年来所听到见到的诸侯的政闻要事及君臣谋议得失之词，给子孙，汇集成卷，著成了我国现存最早的国别史--《国语》。《史记·太史公自序》载：“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汉书·司马迁传赞》载：“孔子因鲁史记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双纂异同为《国语》。”

　　因其世代为左史官，所以人们尊其为左丘明。左丘明知识渊博，品德，孔子言与其同耻。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太史司马迁称其为“鲁之君子”，尊称其“左丘”。丘明世代为史官，并与孔子一起“乘如周，观书于周史”，据有鲁国以及其他封侯大量的史料，所以依《春秋》著成了中国古代第一部记事详细、议论精辟的编年史《左传》，和现存最早的一部国别史《国语》，成为史家的开山鼻祖。《左传》重记事，《国语》重记言。肥城为古肥子国，是左丘明食邑。《宋祥符二年平阴县令范讽左传精舍记》载：“二年春，余承命来莅兹邑。知县之东古肥子国地即左子故里，古庙犹存。

　　相传左丘明告老还乡（约公元前470年），即一直居住在都君庄（即今肥城市衡鱼村），且世代繁衍于此已80代。现尚有左丘明所植银杏树一株，及相传为左丘明用过的石碾、石碓、左丘井、左丘明为感谢唐太敕封左丘明为经师从祀文庙（625年）所植的槐树、左丘明六十八代孙丘行键的墓碑、左丘明六十九代孙丘涟的故居、孔子七十代孙袭封衍圣公题写的匾牌等古迹和文物。左丘明死后（约公元前450年），葬于肥城。《魏书·地形志》载：富城有左丘明墓。富城即今肥城一带。宋王去非“吊左丘明墓”诗云：“荒草迷离土一堆，坟前古木亦凋衰。传留千载英魂渺，每到都君一泪垂。”左丘明墓虽几经战乱劫灾，特别是“”的，但遗址尚存，现正在修复之中。为优秀的民族文化，肥城地方和丘氏族人，正积极进行左丘化的研究与开发工作。左丘明陵园的建设已经全面启动。丘府、丘祠的建设也正在规划设计之中。

　　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