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不见红歌这一年

　　过去的一年里，在重庆，“唱红打黑”退潮，主政领导更替，国学院出现，民营经济重建，的和社会生活经历了建市以来最为剧烈的转折。无论风向如何变化，普通重庆人的生活从未被摧毁。过去的一年里，在重庆，“唱红打黑”退潮，主政领导更替，国学院出现，民营经济重建，的和社会生活经历了建市以来最为剧烈的转折。无论风向如何变化，普通重庆人的生活从未被摧毁。

　　2013年元旦前的晚上，经过区解放碑的市民们，会听到商场里传来熟悉的新年快乐歌。要是在一年前，你听到的可能只有红歌。

　　那时，整座山城都在红色之中，各阶层的人们，都在“唱读讲传”。随着重庆主要领导调整和，“红都”重庆不为人知的另一面浮出水面。

　　现在，山城开始回复往日的秩序。运动式的唱红不见了，遍布街头的“五个重庆”也消失于无痕，被“黑打”的陆续被，新主政者不止一次强调，要民营企业家的权益。

　　此外，在重庆报道中，已经难觅“经济增速位居全国前列”这样的字眼，取而代之的是“重庆仍处在欠发达阶段，仍属于欠发达地区”这样的表述。

　　更微妙的变化，隐匿在人们的内心深处。一位担任打黑专案组智囊的教授，几年来一直在任务和之间挣扎，现在睡上了安稳觉。一个跟“黑老大”子女私交甚笃的富二代，依然坚定地想移外——雨过天晴之后，他仍然生活在后怕之中。

　　在重庆七星岗做婚纱租赁的沈老板，已经大半年没接过大单了，“唱读讲传”一停，他的红歌服装生意一落千丈。

　　过去，沈老板经常带着裁缝，坐上部门的豪车，一畅行直达市委机关大院，给官员们挨个量身定做礼服。“量一个外加200块，他们眼睛都不眨一下。”他回忆，最大一笔单子来自某部门，他们一共订制了400套；第二年，该部门又搞了一场“海之魂”朗诵，由于之前的红色礼服跟主题不搭，女干部们又各做了套淡蓝色礼服。

　　几年来，不独党政机关，从学校、书籍到，都一片“红色”。即便在2012年2月局势转变的关口，当地主要上“唱读讲传”的宣传也并未减少，有时一天两个整版。2月8日当地主要头版还刊登了一封委主要领导写给宣传部的亲笔信，要求宣传工作者“真理，扶正祛邪，无所”。

　　当时，重庆卫视的《天天红歌会》依然在每天早上7点半准时跟观众见面。红色节目是在领导后推出的。一位接近重庆卫视的官员回忆，当时委主要领导曾把文广局领导叫去谈话：“外地都在宣传重庆，重庆卫视怎么能这样不讲？”

　　3月15日委主要领导被免去职务，当天重庆卫视就在《》后了第一条广告，几天后，《天天红歌会》由日播改为周播。同样在3月16日，“唱读讲传”在《重庆日报》上消失，同时消失的还有“五个重庆”、“缩差共富”专题和一个名叫“肖竹”的记者。

　　翻阅2012年3月15日之前的《重庆日报》，凡是跟市委主要领导有关的报道，都由肖竹负责采写。接近宣传系统的人士说，这是重庆主要的一个写作小组，肖竹是小组的谐音。

　　重庆卫视元气大伤。之前重庆卫视收视率曾一度排进省级卫视前五，改为“红色”频道后跌到了20名开外。“《天天红歌会》后来节目源不够，就到学校街道拍他们唱红歌，质量跟县播的差不多。”上述接近重庆卫视的官员说，重庆卫视恢复元气至少还得三五年。

　　“唱读讲传”的另一个重要宣传手段——红色书籍，也变换了模样。解放碑的新华书店四楼有一个20平米的红色读物展台。2012年4月摆放的还是《重庆模式》和《文选》，如今已被《兴亡》、《失落的巅峰》等书籍取代。畅销两千多万、重庆干部人手一册的《读点经典》也消失了。4月后，这本涵盖了中外经典和名人名言的小，就已停止出版。

　　几年来，大中小学生是“唱读讲传”的主力军。除了经典，每个学校还有表演任务，如渝北区葵花幼儿园负责歌舞《红星歌》，西南大学负责朗诵《廉政箴言》，四川外语学院则是用八国语言《宣言》。

　　某校一位参与过表演的大学生记得，2010年寒假，很多人买好了回家车票，但突然接到学校电话，说要参加重庆卫视春晚，“很多女生都哭了”。那时突击彩排是家常便饭，只要有贵宾来重庆，他们就要参加有组织的汇演。随着“唱读讲传”退出历史舞台，大学生们的课余生活恢复了正常。

　　红色浪潮消退后，2012年10月，旨在提高市民素养和学生国学底蕴的重庆国学院在西南大学挂牌，这是中国惟一由命名的国学院。

　　2012年6月，为期一周的重庆文化周在杜塞尔多夫举行。不见红歌，没有“五个重庆”，参会者带去了传统杂技《红舞鞋》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梁平木板年画，以及一台《影响世界历史的重庆》的。

　　几年来，重庆打黑重点指向民营企业家和民营企业，有关企业家原罪的议论频繁见诸报端，令民营企业界惶惶。一位重庆检察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时连偷税漏税都可以往上靠。企业家黑不黑，完全由说了算。如果检察院不听，会说：“让王局长跟你们谈谈。”

　　2012年3月，委主要领导调整前后，重庆企业家的信心降至谷底。三星3月份从重庆撤出了一个70亿美元的内存芯片项目；当年1至2月，重庆财政收入比2011年同期下降9.5%，固定资产投资增幅比2011年回落25.4%。

　　企业家信心能否恢复，关系到P和社会稳定。中央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任委后不久，就提出了重庆应构建国资、民资、三资“三足鼎立”发展的格局。履新第一个月里，先后了至少四位重量级外资企业家。跟宏碁公司董事长王振堂会面时，承诺重庆会继续，并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

　　民营企业家的疑虑更大。2012年年初，委部副部长、重庆工商联党组蒋平调研了重庆五十多家民企，并对表示，“对于重庆民营企业来说，一个廉洁、、诚信的，不是奢侈品，是生活必需品。没有这个条件，民企发展难上加难。”

　　安抚的出现在6月8日，当天重庆民营经济大会在重庆人民大礼堂召开。在这个曾举行唱红汇演、打黑表彰的地方，龙湖地产董事长吴亚军、隆鑫控股董事长涂建华等人斜背着红色绶带，和几百名企业家一起接受领导表彰。

　　之前，市里已经为他们送出了两个大礼包，一是每年拨出20亿用于扶持民企，一是民间称为“挺私45条”的《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的意见》。

　　在扩大投资领域上，教育、卫生、公交、城建、市政和电信等原先民企无法进入的领域，现在允许进入了；在改善方面，“未经程序，不得查封、、冻结企业财产和资金”也被写进该意见。

　　细心的人发现，重庆高级法院院长钱锋、检察院检察长余敏也在大会现场。为了安抚企业家，所有力量都被动了起来。

　　检察院在2012年7月的一份紧急通知中，要求对情节轻微的“两虚一逃”(虚假出资、虚报注册资本、抽逃出资三种违法行为)案件，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诉可不诉的依法作出不起诉处理，同时要求在办理此类案件时，要谨慎立案，慎事强制措施。

　　2012年5月7日，工商局发文，要求对逾期年检行为做出宽松处理，逾期不超过三个月的，责令其限期接受年检，免予财产处罚。领导在6月的一次会议上要求，“切实加强立法、修法和执法检查工作，确保关乎民营经济发展的各项法律、法规落到实处、不打折扣”。

　　宣传系统的导向也在急剧转变。时任委宣传部长何事忠，要求宣传战线“大力宣传民营企业家的先进事迹，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掀起全民创业热潮”。

　　2012年4月23日起，《重庆日报》版多了个新栏目：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每期主角是重庆一位优秀的民企老板。开栏语说：“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重庆日报》还派出四组记者，历时一月采访数十家企业，完成了“民企发展调查报告”。报告对渝商描写充满溢美之词：“改写西部经济史”、“有担当顾大局”……

　　踌躇再三，“打黑第一人”黎强的女儿决定在2012年11月末开通微博，“让大家认识一个红色重庆的‘黑’家庭”。微博上并没有的，倒是显露出几分重庆人的乐观：“我的家难只是大历史事件中的一个现象，但我们已经中了这张彩票……”如果不是时局突变，即便是这样温和的表达，也很难听到。

　　那时不仅黎强的女儿在某种高压下，身处风暴中心的高级官员更是噤若寒蝉。一位副厅级官员回忆，当时的委主要领导经常凌晨召集他们开会。除了在献计献策，还要在上为领导鼓与呼。

　　当过打黑智囊的重庆某大学教授王强(化名)也曾备受。因为偶然的机会，王强被打黑专案组拉去当智囊。他被频繁安排接受指定官媒采访。王强的技巧是，“就法律谈法律，不谈案情好坏”，既不得罪当官的和校领导，又不和底线。

　　到后期打黑扩大化后，王强觉得事情越来越不对劲，压力越来越大。直到委主要领导被免职那天，他才睡了个安稳觉。

　　打黑鼎盛时期，律师界一片风声鹤唳。当时代理过涉黑案件的重庆律师说，那时所有代理重庆打黑的律师，在专案组那里都有登记，律师在电话里说话都异常谨慎。

　　就算参与打黑的，当时都有很强烈的不安全感。王立军调整分工的那天中午，重庆食堂里的人少得可怜，很多人都到外边餐馆喝酒庆祝去了。委领导一被免职，曾在打黑专案组里呆过两个月的陈冲(化名)就四处托关系逃离系统，最终在一个区县政协谋得一个文职。“你生活在一个没有规则的，所有人都会担心，某一天会不会轮到你自己。”陈冲说。

　　也有人选择继续背负压力，比如打黑明星么宁。这位检察院公诉二处处长，因为在李庄案中以公诉人的身份说“李庄”，至今被绑在上。“她现在压力很大。”么宁的一位同事说，“她有什么办法，委主要领导喜欢她。”

　　么宁所在的检察系统，更是背负了各种。一位接近检察系统的人士说，当时检察系统和法院还是希望守住底线，但在强势的大下，“扛不住也没有办法，不可能说我为了案子丢掉职务”。

　　风暴过去后，很多人在暂时获得的同时，也在反思，是什么让一个最初看起来充满希望的做法偏离了方向？为什么又没人敢出来纠偏？这个话题，王强在饭局上、茶馆里，经常听官员、学者、律师们提起。大家讨论的共识是：反的东西最终是行不通的。“规则，付出的代价常惨重的。”

　　也许是离庙堂太过遥远，这一年来重庆的剧烈变化，对于大多数普通重庆人而言，只是茶余饭后的一个谈资。

　　周伟(化名)在重庆一家都市报跑热线。有天晚上，周伟在解放碑一家盲人按摩店里，跟一位中年男子提起重庆的人事更替，那人递过来一根烟，说，“谁是老大我不关心，我只知道在我家里，我老汉(父亲)走了后，我是老大。”

　　即便这几年公空前介入重庆人生活的时候，你也能听到重庆人对政策的调侃。2010年，重庆曾一度花大力气整治街头大排档。一天晚上，在街头巡逻的(化名)和同事到一个大排档吃夜宵，老板娘笑着说：“你们不是要清理我们吗，你还来吃？”

　　“作为基层老百姓，他们只想着过好自己的日子，只关心实实在在的实惠，树是不是多种了，是不是了，物价是不是上涨了。他们不会去思考深层次的问题，所以我经常开玩笑说，老百姓有一种朴素的感。”王强说。

　　重庆人对大事漠不关心，很多人归因于重庆房价低，生活没有压力。也有人说，这是这座城市的性格所致。码头文化熏陶下，重庆人耿直幽默。最典型的场景莫过于，在五星级酒店楼下一间不起眼的面馆门口，一个身家过亿的富人，和一群“棒棒”一起排队吃七块钱一碗的牛肉面。

　　没有什么比生活更让重庆人在意。即便是红歌的岁月，像《天天360》这样报道“狗儿咬人”、“邻居吵架”的民生节目，永远是重庆收视率的；而“15个年轻人吃火锅霸王餐”、“暗访人体胎盘团伙买卖”这样的新闻，往往是都市报最钟爱的头版。

　　刘文平是一名有六年爆料史的职业爆料人。跟别人不同，能被他相中的新闻不仅要“有趣好耍”，还得让他有成就感。前些年，他爆的料以城市脏乱差居多，如地下通道被养鸡场占了、解放碑“牛皮癣”卷土重来等，可近些年，想找这样的负面新闻都难。

　　这两年，除了继续挑刺，刘文平也在寻找“正能量”。比如临江门有两个1950年产的窨井盖至今没坏；有个妻子错将炎症当癌症离家出走，丈夫贴500张寻人启事寻妻等等。

　　55岁的刘文平住在解放碑一栋1980年代的公房里，靠遣散费度日。1997年，重庆刚直辖那会儿，刘文平发现重庆人超没自信。如今大楼林立的解放碑，当时还一片破败，1996年重庆人均P还不到500美金，和肯尼亚水平相当。

　　15年里，重庆一直在加速追赶，最近这座城市又树立了新目标：到2017年在西部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解放碑附近商场里不断有新的世界奢侈品进驻。预计重庆很快将取代成都成为西南最大的奢侈品销售地。重庆人过去习惯喝啤酒，这几年流行起喝红酒，过去三年，红酒销售增幅每年都在50%左右。

　　但在刘文平眼里，无论是这几年的唱红打黑还是2012年一年的急剧转变，普通重庆人的生活从未被摧毁。他觉得不管发生多大的事，老百姓的日子该哪样过还是哪样过。

　　刘文平说这线月初的一个清晨。他刚刚坐上一趟从解放碑开往沙坪坝的公交车，准备开始一天的找料生活。窗外雾霭沉沉，车载电视里说，当天主城区的能见度只有200米，但好消息是，明后天将迎来多云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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