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表作为中国历史编撰传统中的一种独特方式，具有悠久的历史，例如在《史记》里面，司马迁整理的“六国年表”，即是典范之作。时至今日，以年表的方式来简述历史并没有过时，反而在新排版技术之下愈发有了活力。
近日，中华书局就推出了两种年表：《中国历史年表》和《世界历史年表》。其中，《中国历史年表》是集中一个科研机构的力量，由诸多中国历史学者编写的，而《世界历史年表》则由作为历史爱好者的建筑师李亚凡，穷十余年心血完成的。《世界历史年表》出版后，在《新京报》7月份的学术类图书排行榜中位列第一位。
初读《世界历史年表》的感觉是简洁、易懂，不仅是因为年表的叙述方式，更是因为其把中国历史放到世界历史中进行比较。在《世界历史年表》最后附上两张世界地图，显示了世界疆域的变迁——1958年世界地图显示的是二战后的地理格局，2010年世界地图显示的是冷战结束后的地理格局。
作为非历史专业人士，近古稀之年的李亚凡究竟是何许人？她为何会做这样一项耗时耗力的工作？带着这些问题，周末记者专访了她。
李亚凡：我叫李亚凡，不闻，不名。平生所好：或深居于陋室，自娱于故纸书海里；或游历于世界，徜徉于人类文明中。喜欢清末摄政王载沣所言：“有书真富贵，无事小神仙。”
周末：网络上仅有的关于您的一点信息，显示您是国家一级注册工程师，长期从事建筑设计工作。您怎么想到放弃本职工作，而专门从事写作、历史研究？
李亚凡：读书和旅行，是我的两大爱好。我的第一本书《哭墙前的沉思》(1999年)，是去了以色列写出来的。这了我一个新的人生阶段，由此一发不可。我分别于2002年、2004年、2006年出版了《萨乐美：一位征服天才的女性》《波伏瓦：一位追求的女性》《杜拉斯：一位不可模仿的女性》。没想到，这三本书竟然成了畅销书。
周末：那您又如何产生编写世界历史年表的想法？在编写前和编写过程中，您了哪些历史书籍？受到哪些史学传统的影响？
李亚凡：我平日喜欢读书，读的书也比较杂，主要是欧洲的文学、艺术、哲学等。我发现了一个读书的好方法，那就是横向比较，我曾经自己制了一张表，不过很小，地域是欧洲，时间是19世纪，领域是文学、绘画、音乐、哲学、建筑等。至今想起才意识到，这是我后来编制年表的一个开端。但真正想做这件事也可以说是一时的脑子发热吧。
2008年年初，我腰病犯了，卧床不起。不过，终于有时间安下心来静读易中天的《帝国的终结——中国古代制度》一书。此书对我甚大，我知道了应该如何去读历史、看历史，而不单是看故事，要做一定的思考和研究。
易中天的书当然写得不错，有自己的理解、自己的思想，但也许因为想法太多，读起来有点啰唆，条差。而且，他在书中没做横向比较，基于主题只偶尔比较，比如春秋战国时的邦城和希腊的城邦比较。所以，我想何不用历史的纵坐标和横坐标画在一张大表下来展示一下这个世界呢？
周末：您给我列了一个很长的书单，有《世界文明史》《全球通史》《新全球史》《历史研究》《欧洲史》《世界艺术地图》《教史》《欧洲历史大辞典》《国史大纲》等，可谓是博及中外古今。这么庞大的资料收集、分类、筛选、编辑工作，您这十余年可曾想过放弃？是什么让您下来的？
李亚凡：写作对我来说是一件快乐的事，是我自愿的，没有来自任何方面的压力，我在写作的过程中自娱自乐，收获的是知识。当我开始艰苦的旅程后，边学边写，有时为了一条仅十几个字的条目，要翻几本书，然后在不同的答案中作出自己的判断。例如，“印欧人”的问题，许多史书中都没有讲到这个问题，为此我作了专题研究，写了一篇不成论文的论文《印欧人初探》。
编写的过程中想过出书的事，但自己没有信心，因为我知道《世界历史年表》由我一个人来闭门造车，确实有点自不量力，我是在一种能出版就出版，不能出版也无所谓的心态下工作的。在编写的过程中我很放松，没有时间，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照旧旅行。就这样，书稿在一遍一遍的修改、删减、添加中逐渐完善成形。其中有苦也有乐。
周末：您参考和运用了这么多资料，是如何进行取舍的？翻看20世纪的事件，我感觉《世界历史年表》比《中国历史年表》更重视社会文化事件，例如《世界历史年表》先后提到1911年大学建校、1912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大学，而《中国历史年表》则更多的提及“保运动”和“黄花岗起义”这些事件。但是回过头来看公元401年至451年这50年的年表，似乎又不太重视社会文化事件了。因为这一时期，除了略讲中国的朝代构成外，鸠摩罗什译经、法显西天取经、寇谦之的新等事件都被忽略了。
李亚凡：关于历史眼光的问题，我觉得自己水平有限，很难在这个问题上思考太多。但我对考古学很感兴趣，在年表中也尽可能多地给出了考古的。我寄给出版社的叫《世界文明史大事年表》，是文明史年表，不是历史年表，也就是说其内容不仅是历史，还包括文学、艺术、建筑、哲学、科学、绘画、音乐等诸多方面，时间是上下五千年。
我在年表中明确地标出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希腊文明、印度河文明、中华文明、玛雅文明等文明产生的。比较遗憾的是，出版方为了和《中国历史年表》统一，把我的书改成了《世界历史年表》，为此添加了史前史部分，以上我所标注的文明全部取消，而且内容也做了调整，删除了许多条目。比如在我的原表中有：“法显赴天竺取经(399-412)。”
还有关于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那当然是应该从商朝安阳发现甲骨文开始，因为文字是文明开始的一个重要象征，人是这样认为的，我非常赞同。但在中国有人把它提前到了夏朝，在原稿中为了“温情与”，我把“中华文明”标在了夏朝、约公元前2000年处。
周末：我还有个疑惑，为什么您把世界历史年表的截至日期放在2000年，而最后一张世界地图是2010年呢？
李亚凡：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那张2010年的地图放在那儿显然是个错误，其实这两张地图不是我放的，我认为可以不放，如果要放，应该放几张有代表性的历史地图，比如爱琴海诸国的古代文明时期、波斯帝国时期、罗马帝国的极盛时期、民族大迁徙之后的欧洲，及后来的拜占廷帝国和欧洲的形成等。历史地图对学历史有非常大的帮助，它能使你获得比较全面、准确的地域概念，加深对历史的理解。
李亚凡：作为一名建筑师来写世界历史，这个听起来确实有点匪夷所思，就像我时在电话中听到最多的一句话：“你是哪个学校的？发表过哪些论文？”当我介绍过自己后，对方是一片惊讶和失望，当我再介绍自己出版过的三本书时，交谈才继续下去。我把书稿寄给了8个出版社，最后中华书局和上海辞书出版社选中了我的稿子。我最终选择了中华书局。
现在《世界历史年表》出版了，到目前为止反响还不错。我深知这其中有不少不足和遗憾，我愿意接受来自各方面的意见和指教，以便在再版时加以改正。
同时，我也非常希望有机会完成我最初的那个想法，写一本《世界文明史大事年表》，用大开本印制，用更科学的办法制表，从文明的角度俯瞰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人类文明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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