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跌倒，并没有让嘉庆吃饱，八亿两白银只是以讹传讹。对于这个刚刚经历盛世的帝国而言，一场被世界拖累的金融危机正在到来，是为“嘉道中衰”。
对吴熊光来说，1799年2月7日可能是他一生中最诡异的日子，这一天既被称为嘉庆四年正月初三，但同时也被称为乾隆六十四年正月初三，老黄历上同时印刷两个年号，全国铸造的钱币也是乾隆、嘉庆各半，甚至专门记载日常生活的《起居注》，也有两本，一本以嘉庆纪年，一本以乾隆纪年。
毫无疑问，在那一天之前，从作为一国之君的嘉庆到最底层的臣民，每个人都活在太上皇乾隆的长长余荫或是阴影之下，但究竟是这两者中的哪一种，见仁见智。
在吴熊光身上，可能阴影比余荫更大一些，尽管他曾被太上皇特简入值军机处，参与枢要，但未及半年，即被乾隆的宠臣和珅排挤出京，改任直隶布政使。
但这一切，都将随着这一天太阳升起的那一刻而彻底改变——1799年2月7日清晨7点，乾隆六十四年正月初三辰刻，太上皇乾隆驾崩。从此只有一个年号、一种钱币、一个。
这天晚些时候，吴熊光赶赴宫中，向他的前乾隆表示最后的，也因此了转折时刻的来临——他被嘉庆秘密召见，目的是询问对一个人的看法，这个人就是在两年前将他排挤出军机处的乾隆宠臣、首席军机大臣、举国势焰最炽的权臣和珅。
这是一个信号，说明新君嘉庆已经对这位老爹宠信有加的权臣至极，歹心可不是指贪腐，而是暗忖其有谋逆，实乃山一般的。然后，事情就变得很简单了，和珅跌倒。
人死了，余者也不搞，貌似案子已经结束了，但真正让人好奇的事情才刚刚开始，和大人到底贪污了多少钱?
1799年2月26日，就在宣布和珅一案结案的三天后，直隶布政使吴熊光的一份奏折被呈递到手中。奏折中，吴熊光对的“仁至义尽、折衷至当”表示深深的钦佩。
因为表示对和珅及其家人隐匿寄顿在民间的财产放过一马，因为这些财产不会产生任何危害，但“若稍滋事，所损大矣”，要吴熊光“慎之”。
的大度只是表面的，实际上嘉庆一分钟也没放松过对和珅财产的觊觎。在另一份来自内务府的密奏里，三位皇室亲——肃亲王永锡、贝勒绵懿和新任总管内务府大臣永来，将在海甸(原文如此)和珅及其同党的福长安花园财产的情况，缮写清单供呈御览。
在这份奏折上没有任何批复，但显然，他对这一切的处理表示很满意。因为在同一日谕旨(当然是密旨)中，将“和珅、福长安花园内金银器皿、银钱、房间并内监交内务府入宫办理”，而玉器、衣服、什物则“照例交崇文门分别拣选进呈”。
从来没有像吴熊光奏折御批上的那样宽容大度，他的眼睛始终盯在和珅的家产上，那么为何对和珅的家产如此倾心?难道真的是因为像后世笔记中所说的“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从史梦兰的《止园笔谈》到薛福成的《庸盦笔记》、欧阳星的《琐录》、无名氏的《殛珅志略》，再到徐珂的《清稗类钞》、天台野叟的《大清录》，一份“和珅家产清单”通过这些好事文士的稗史笔记在民间流行。
在这份清单中，和珅没有悬念地成为贪污之王。清单记载，和珅被抄家产共计109号，内有83号尚未估价，已估者26号，合算共计银22389万5160两。按照另一本《梼杌近志》中的统计，“其家财先后抄出凡百有九号，就中估价者二十六号，已值二百二十三兆两有奇。未估者尚八十三号，论者谓以此比例算之，又当八百兆两有奇”，这也正是时传的和珅家产达到8亿两，相当于大清国十余年财政收入总和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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