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国家文物局指导，中国考古学会、中国文物、(文物天地)社主办的200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已于近期揭晓。与会评委经无记名投票，从参评的22个项目中评出了200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始于1991年，迄今已连续举行了12年，共评出120项最有影响的考古新发现，记录了10余年来中国考古学探索、奋进的历程。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徐苹芳先生主持了今年的评选工作，评委中包括了当今国内最著名的考古学家。了12年考古新发现评选过程的徐苹芳说：“我们的标准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要有新的内容，在中国考古学发现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其次发掘项目必须是的，向国家文物局申报并获得了批准；第三发掘方法必须合格规范。”专家们普遍认为，今年候选的重大考古发现与往年相比数量较少。在重大考古发现数量较多的年份里，曾有几十个项目参加评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柱说：“并非每年都有很多重大考古发现。这充分说明考古具有很大的偶然性，考古需要机遇。”他说，由于每年的考古发现并不平均，评选的时间段越短，结果就越缺乏有效性。在重大发现集中的年份里，一些落选项目的学术意义有可能超过今年入选的项目。徐苹芳说，今年浙江一个省就有萧山跨湖桥新石器时代遗址、杭州雷峰塔遗址、老虎洞南宋窑址和南宋恭圣仁烈皇后宅遗址四项人选十大考古发现，这也是偶然现象。而一些文物大省也不是每年都会有重大考古发现的。在以前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中，曾经设立提名，就是为鼓励那些学术意义重大，但由于参评项目太集中而无法入选的考古发现。
在分析2001年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学术意义时，柱特别提到了四川成都金沙商周遗址和青海民和喇家齐家文化遗址。他说：“金沙遗址发现的意义不亚于三星堆遗址。与三星堆孤零零的两座祭祀坑相比，金沙遗址对于古蜀国的社会面貌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去年，成都工人修建下水管道时偶然发现了金沙遗址，其中出土了金器、玉石器、铜器等重要文物2000余件和数以吨计的象牙。专家认为，金沙遗址极有可能是三星堆文明衰亡后在成都地区兴起的一个、经济、文化中心——古蜀国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的都邑所在。通过对金沙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对建立成都平原先秦考古学文化序列和对巴蜀文化的深入研究以及破解三星堆文明衰亡之谜等具有重要学术意义。柱说，青海民和喇家齐家文化遗址了距今4000年前后，在黄河上游出现的灾变事件，并且在某种意义上，为古史洪水传说找到了一定。这项发现的科学意义远远超出了考古学的范畴，它为多学科交叉研究，为深层次的考古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徐苹芳介绍说，出土了一大批陶、石、骨、木器的浙江萧山跨湖桥新石器时代遗址是一个新的、的考古学文化类型，显示出浙江及我国东南地区传统的河姆渡文化与良渚文化之外的“第三力量”。大学文博学院实验室测定其年代为距今8000~7000年间。他说，历时一年多的雷峰塔遗址及地宫考古发掘弥补了五代十国时期佛塔地宫考古的空白，对研究唐宋时期地宫及舍利埋葬制度、南北方地宫形态结构的差异等问题有重要价值。地宫内出土的文物等级高、制作精，代表了吴越国金银器、玉器、铜器制作的最高工艺水平，独具匠心。雷峰塔天宫、地宫各出土一件纯银阿育王塔。这种特殊形制的小塔亦称宝箧印经塔、金涂塔，乃五代时期吴越国王钱(弘)，仿照印度阿育王建造八万四千塔的故事精心制作的，是所有已发现阿育王塔中等级最高、最精制者。徐苹芳说，以前我们对于中国瓷器发展史还不是很清楚。而河南禹州神至镇钧窑遗址与浙江杭州老虎洞南宋窑址的发掘对于廓清中国瓷器史具有重要意义。2001年对河南省禹州市神呈镇钧窑遗址的发掘是一次以学术研究为目的的考古工作。这项发掘工作将对钧窑乃至北方地区唐、宋、元时期制瓷手工业发展史的整体研究产生推动作用。专家认定老虎洞南宋窑址即文献所载南宋修内司官窑，它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南宋时期官营手工业生产、经营、管理等问题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徐苹芳说，其他几项考古发现也都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山西吉县柿子滩旧石器时代遗址是中国目前距今两万到一万年间现存面积最大、堆积最厚、内涵最丰富的一处原始埋藏遗址，其石制品组合特征呈现了中国旧石器文化的西部风格，代表了旧石器时代晚期广泛分布于黄土高原和黄河中游一种独特的区域文化，柿子滩课题的深入开展对建立西部史前文化的时空构架、探索中国细石器文化的区系类型、以及华北旧石器时代晚期向新石器时代早期过渡等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深圳屋背岭商代遗址是广东地区目前发现、发掘规模最大的商时期墓葬群，已发掘清理的商时期墓葬94座。根据调查和勘探的情况推断，埋藏总数应当在200~300座左右。这是继广东博罗横岭山先秦墓地后的又一重要发现，使我们对珠江三角洲以及港澳地区的本地文化特色和文化交流有了新认识。贵州赫章可乐遗址发掘出古代夜郎时期“南夷”民族墓葬108座，并发现了一些奇特的埋葬习俗以及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随葬器物，对古代夜郎文化面貌，探索夜郎历史具有重要意义。浙江杭州南宋恭圣仁烈皇后宅遗址保存之好，为历年宋代园林考古所未见，为研究南宋时期的园林布局和营造法式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去年，考古人员在陕西秦始皇陵园一个大型坑中发掘出10余件青铜禽类文物。目前，同类型的文物还未在秦始皇陵园及其他地区秦古发掘中发现。坑中还出土了木车、陶俑、铜钺、陶罐，盖弓帽、马骨、马具饰件等文物，为全面认识和深入研究秦始皇陵园的陵寝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然而这一重大考古发现并未出现在“十大”名单中。徐苹芳解释说，由于这一发掘没有得到国家文物局的审批，属于违规发掘项目，因而落选。他说，我国现行的文物保还有不尽完善之处，类似违反的发掘行为无法得到有效控制。1982年公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国文物保》，是全国常委会制定的第一部文物工作方面的法律，是我国文物事业的基本法律依据，在文物工作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法律本身存在的一些问题和不足也逐步了出来。在当前文物工作中，普遍存在着经济意识超前，文化意识落后；放开意识超前，制约意识落后；文物利用意识超前，抢救意识落后的现象。为此，专家们呼吁尽快修改文物保，加强对考古发掘活动的监督和管理，对于文物部门和文物工作人员的违法违纪行为，要从严从重处罚，使考古发掘与文物能够更加规范，正轨。徐苹芳说：“考古是项科学工作，进行考古发掘的单位必须承担相应责任，应该采取正规的方法，准确、可靠。”参与发掘山西吉县柿子滩遗址的专家说，他们在发掘中始终遵循规范与科学的田野工作原则和方法，不追求面积和速度，放弃刻意寻找漂亮器物的挖宝观念，对所有的遗迹和遗物，甚至米粒大小的碎屑均一视同仁。中国考古学虽然起步较晚，但以来由于配合基本建设，以及考古学理论方法的迅速进步，全国各地每年都有许多重大的考古新发现，不断刷新人们对古代文化和文明的新认识，同时也充分展现了中国历史文化的源远流长与丰富内涵，以及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进步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极大地激发了各族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与文物意识，并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柱说，目前中国考古已经进入平稳的发展阶段。考古学家们科学将更加深入地介入考古领域。徐苹芳说，“尽管在20世纪中国已经出现许多世界的重大考古发现，但我们对于自己的历史已知的仍是少数，未知的是大多数。今后中国还会有新的重大考古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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