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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研究》的办刊方针:历史学家曾业英

类别:军事历史 日期:2017-8-20 21:32:34 人气: 来源:

  题记:曾业英先生是我国史学界一位德高望重的历史学家,在史领域耕耘数十载,硕果累累。1963年武汉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曾业英先生到中国科学院(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其后,曾先生在《历史研究》编辑部短暂任职。1972年秋,曾先生转至中华史组任职,成为史研究领域的第一批拓荒者。从1994年起,曾先生长期担任《近代史研究》主编,直至2005年。在担任《近代史研究》主编期间,曾先生为刊物的发展,呕心沥血,泽被学林,广为称道。我们刊登曾业英先生录的最后部分,以飨读者。

  答:一是奉献、敬业,全心全意为作者和学术事业服务。编辑工作本有“为人作嫁”之说,加上《近代史研究》属于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刊物,其编辑人员虽与其他于研究所的刊物或出版部门的编辑人员一样,做了大量费时耗力的事务性工作,但地位和声誉却因所处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在其他于研究所的刊物或出版部门,编辑人员是主流群体,享有最高声誉,而《近代史研究》的编辑人员却因身处研究所的缘故,既无同处一所的作为主流群体的研究人员的耀眼,又无研究人员那样,专心致志做研究工作,难免产生或多或少“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消极情绪。因此,为净化学风,《近代史研究》较其他于研究所的刊物或出版部门,更有提倡奉献、敬业的必要。

  二是,抵制人情稿。学术刊物一向依据一定学术标准采用,作者,任人评判取舍,编辑执业,择优采用,无人置疑。可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行情突变,为发表文章,作者到处拜门子,托人情,而某些无良刊物,又趁机推波助澜,大发“人情”财,偌大个中国,几无一片。因此,《近代史研究》将刊物身体力行,抵制人情稿,提高到当前历史条件下学风的关键地位。事明,抵制人情稿,不仅对良好学风,刊物学术水平,十分必要,也是绝大多数作者所能理解和期望的。

  三是发扬学术,主编主持下的集体定稿制度。奉献、敬业与抵制人情稿之类的自律,固然是良好学风的重要条件,但如无制度,其作用也是难以持久,甚至是有限的。为此,《近代史研究》依据本刊实际情况,逐步建立了一个集体定稿的制度。所谓“本刊实际情况”,就是本刊编辑都是学有所长的专职编辑,而且彼此有所分工,各负责审阅近代、军事、经济、思想、文化、社会史方面的来稿。所谓“主编主持下的集体定稿制度”,包括一个基本点、两个结合、三个过程。一个基本点就是充分发扬学术,在主编的主持下集体定稿;两个结合是编辑审稿与专家审稿相结合、相关分管编辑非匿名审稿与专家匿名审稿相结合;三个过程是从相关分管编辑非匿名审稿,到专家匿名审稿,再到全体编辑共同定稿。

  刊物接到作者来稿后,首先由相关分管编辑非匿名筛选,留下所当留者交由专家匿名审稿,然后再交各编辑互审,最后召开编辑部定稿会,经编辑各抒己见,逐一讨论后,在主编主持下共同定下最终用稿。实践证明,这是一个不给不正之风留下存身之地,用稿、透明,刊物具有较高学术水准的较为有效的制度。

  答:《近代史研究》认为青年学者“是学术发展的希望和未来。作为学术,除了发表一流的研究,提供最新的学术信息,引导正确的研究方向外,最重要的职责和任务,就是为新一代学术干才的成长铺搭桥。”就其30年的发展历程来说,它对青年人的支持,在方式和力度方面,还是有变化的。早期的支持方式比较单一,主要停留在为青年人提供一定的发表机会。文章是青年人自己投来的,学术质量也大体符合要求,刊物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的选择和发表方面,支持力度显得有限,作用也相对被动。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就不同了,除继续注意从众多来稿中选择、刊发青年作者的文章外,还特地加大了支持力度,主动采取多种方式,帮助有志青年尽快进入学术。

  编辑部充分发挥编辑的指导作用,尽力帮助青年作者提高的学术质量。综观青年朋友的来稿,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比较成熟的,基本可用;二是选题、资料、论述均有可取之处,但不太成熟,尚须作一定修改,甚至较大修改才可采用;三是没有采用基础的。难以处理的是第二类,是简单弃用,还是提些实实在在的修改意见,帮助作者完善、提高一下,予以发表?就看刊物的态度和决心了。如选择前者,一退了之,当然痛快,少了不少麻烦,也无大不妥,但作者不明所以,修改无方,信心自然受挫。如选择后者,情况就不同了,费时费力,为人作嫁,但作者所受鼓舞,却是外人难以完全理解的,或许还因此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近代史研究》坚定不移地选择了后者,大凡有修改基础的青年作者的来稿,都会尽力提出具体修改意见,反复与作者勾通,促其认改,提高学术质量,努力达到刊物的发表水准。

  2003年第3期起先后开辟《治史箴言》、《名家》两个新栏目,“不定期刊登专家、学者的治学经验,希望藉此对青年朋友们有所和帮助”。青年学者年富力强,思想敏锐,勇于探索,善于发现问题,但却如英国哲学家、科学家培根所言,“青年人比较适于发明,而不适于判断”。因为判断很大程度上需要经验,而经验的取得又需要时间,等到有了经验的时候,年事已经很高了。可见,及早向先进前辈学习,吸取他们的成功经验,对于青年学者来说,是一门不可或缺的必修课。虽然所发文章数量还不够多,作者也仅限于我国内地,未能扩大到台、港、澳地区,甚至海外的知名中国近代史研究专家,但其内容,特别是那些治学方面的内容,却触到了今天某些青年学者的软肋。

  自2003年第4期起所刊专辟了一个栏目,叫《学位文选》,专载40岁以下的学术新人的优秀。《近代史研究》所以将此栏目定名为《学位文选》,主要基于以下两点考虑:“一是今天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青年群体绝大多数是博士、硕士研究生,甚至还有本科生;二是他们的学位论文是在导师的精心指导之下,以极其纯正的学术研究心态,严格按照史学研究的学术规范,一步一个脚印地克服重重困难完成的,因而往往是他们学术生涯中的代表作,值得学术界密切关注。”迄今为止,这个栏目已先后发表10位新秀的论文。

  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发现,这个栏目的作者署名与其他刊物的最大不同是学生不与指导教师连署,而是在署名作者介绍之外增加对指导教师的介绍。《近代史研究》这样安排,一是为了突出署名学生作为论文真正作者的地位;二是指导教师为署名学生的论文写作付出了辛劳,也应受到尊重;三是为社会检验指导教师培养了多少优秀人才树立一个评价标尺。当然,对于某些热衷于将自己的名字摆在学生前面的指导教师来说,这样的安排或许也是个小小的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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