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古代史，可以分两方面来说。一种是文字的记载。有关传说的追记或，不可全信，也不可全不信。一种是器物的遗留。可以信，但亦不可全信，因不知此器物究竟在何时，根据单一物件推测一切，故不可全信，亦不可不信。故最好将上述两种方法配合起来讲，不能抹杀某一种。《史记·殷本纪》与殷墟文字相符合，两者可会通。龟甲文即甲骨文何以有很大价值？由于殷墟古器物可以证明古史记载和古代历史。讲的人亦可用手段，诸葛亮曾有借东风和空城计。周公用手段来完成的目的。周朝第一次封建是周武王，第二次封建是周公分封戚并兴灭国继绝世
钱穆先生乃一代通儒，尤以治史闻名。其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史学地位毋庸置疑。而现行中国通史版本中，以一人之力，首尾贯通，且又自成体系者，钱穆《国史大纲》堪为个中翘楚，成为中国史学界扛鼎之作。
不过，《国史大纲》体例严谨，不是每个人都有足够的精力去研读。而读一读他在课堂上讲的中国通史，则显得更通俗而易于进入。钱穆不仅是精于治史的史学家，更是难得的深入的讲史者。钱穆曾三度讲授“中国通史”：一于大学，二于西南联大，三于新亚。在北大讲授四年，本为文学院新生所修的通史课程，“往往会吸引高年级的学生和其他学院的学生，乃至其他高校的学生前来旁听，每每一堂课，就有三百人前来旁听，不但没有空座，连站着的人都挤得满满的，真可谓盛况空前。”在西南联大讲授时，听课场面颇为壮观，乃至钱先生要上讲坛都无可走，需踏着学生的课桌才能通过。更有学生，从北大到西南联大，每年必至，前前后后听了六年之久。因为他们认为每年都有新得，所以屡听不厌。钱穆讲授这门《中国通史》课程的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后来，钱穆先生辗转于，复讲“中国通史”课程。
幸运的是，钱穆第三度讲授的讲义底本，终被一个叫叶龙的学生给记录了下来。钱穆讲历史，好转述史料，而不是直接。书里囊括了很多小“故事”，名人轶事、野史趣闻，不一而足；嬉笑怒骂，任性敢说，有着民间写史派的平易近人和泼辣风采。所以他的书，不是高高在上的，而是生动好懂、符合大众口味。而相较民间写史而言，钱穆通史无疑更专业。
“讲古代史，可以分两方面来说。一种是文字的记载。有关传说的追记或，不可全信，也不可全不信。一种是器物的遗留。可以信，但亦不可全信，因不知此器物究竟在何时，根据单一物件推测一切，故不可全信，亦不可不信。故最好将上述两种方法配合起来讲，不能抹杀某一种。《史记·殷本纪》与殷墟文字相符合，两者可会通。龟甲文即甲骨文何以有很大价值？由于殷墟古器物可以证明古史记载和古代历史。讲的人亦可用手段，诸葛亮曾有借东风和空城计。周公用手段来完成的目的。周朝第一次封建是周武王，第二次封建是周公分封戚并兴灭国继绝世，于是周朝以德治天下，有八百年历史。所以说，中国文化是和平的文化，中国历史是和平的历史。”六十年后，我们可以从字里行间，领略感受钱先生授课的语言魅力。在《国史大纲》的开篇，钱穆对读者提出了四项对待国史的殷切期待，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对本国历史要持有一种“温情与”。这种原则无疑在他课堂上讲述《中国通史》中也有所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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